杜维明：站在中西方跨文明桥梁上的当代学者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22 民间儒学心灯公众号 深圳晶报 参加讨论
杜维明，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中国当代的著名学者，也是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先生的求学经历，使他深谙东西方文化。他以这样的身份站在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上，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和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 “‘玄谷’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南部一个群山峥嵘的胜景。置身其中，目及山势的潜伏和层峦的脉运，突然想起石涛画谱中刻画山川及海涛两篇文章的共同意境……山不再是孤立寂静的峰岭，而是石涛笔下波澜壮阔的潮汐了。……王阳明诗中‘山灵应秘惜，不许俗人看’的句子不禁脱口而出。为什么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自然环境’竟带来了许多毫不相干的联想？难道这是受文化熏习之后不能超化的‘自缚’？” 这是杜维明先生197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写下的一篇游记的开头，收在他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部随笔集的第二部里。读到这几句话，不禁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在这一组句子里，我找到了贯穿他三部随笔作品思想旋律的基调：一个置身于美国的中国学人对外面奇异的文化风景的惊叹，以自己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为参照对异域事物进行命名与评价的冲动，由文化错位产生的困惑以及对自己文化身份局限性的反思。 不错，洋洋洒洒的三卷本随笔，基本上可以视为这一组句子所蕴含的思绪的扩充，语气的延展，节律的反复与变奏。  杜维明先生（资料图 源自网络） 杜维明先生是当代学术大家，新儒学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与他那十几部“纯正”的学术着作相比，收在这三册随笔集里的文字似乎有些太“小儿科”：它们全部是作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写下的一些“率性”文章，有记自己在欧美一些地方游历经过的，有记自己与一些学者同人、名媛雅士交往故事的，有自己读书思考所得，也有由身边事物引发的一些启迪与感悟，大多文体随意，篇幅短小，随兴而发，点到即止。 这样的文字，完全可以以一种轻松随意的心态去阅读，但是，阅读的收获却未必不如读那些“严肃文字”所得。因为一方面，许多精彩的思想可以在看似随意的漫谈中与你陡然相遇，而且会让你因始料不及而印象深刻；另一方面，许多不适合在长篇大论的理论文章中呈现的话题、发表的议论，表现的情趣，却可以在这样的文章之中，让人领略到作者别样的思想风致。 作者自己对此也有所察觉。谈到这些随笔文章写作的缘由时，杜维明先生讲：置身于英文的环境，常感到一种无名的文化疏离。只有在深夜或清晨用方块汉字来传达心声的时候，才觉得真正地亲近了自己的根源。收在这三本随笔集中的文章，便是作者在用英文写作思考的间隙，试图借方块汉字的书写，去亲吻自己的文化之根时的学术“副产品”。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样的文字中，更能感受到一个在美国学术圈里研究儒学的中国学者所面对的那种文化身份的焦虑，面对欧美现代文明时内心产生的那种震动，以及试图把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引入欧美的文化语境，让它们与现代文明对接、对话时那种时而自信，时而痛苦地自我审视与自我反思的矛盾心态。 关于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他讲，跨文化的语境，使他超越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进入了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的场所，但这非但没有迫使他离开自己生长的精神家园，反而使他扎根中华文化的意愿加深了，自觉性更提高了，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不仅心知其意而且深有体会了，进而不断地想象“儒家的话语”如何在当前西方文明中获得新生命，提供新思路。他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欧及美国产生的种种抗议运动，如新左翼、妇女解放有一共同点，即是坚持人的存在具有真实而完善的价值，这种从“自觉人之所以为人”处立论的精神，和中国儒家以立人极为基础的仁学确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然而，作者又不得不承认：东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靠礼，这个礼并不是指礼貌，而是一套习俗语言，它往往可以很不道德，对家庭内部，什么事都行得通，对外却斗争惨烈；中国的儒者，都是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即将政治道德化。中国的政治文化往往表现出儒家的政治化：政权势力利用儒家的力量来维系，不让社会有动力，只求安定和平。所以，忠孝节义这些观念都用以维持其政权…… 作者甚至使用了“儒家的女性主义”这样十分时尚的概念，试图去发掘儒家话语中包含的与西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中的进步主张一致的内容，但除了从“妻者齐也”这样的文字学角度发现的一点线索外，实在难以找到更多的让自己可以信服的理论支持，所以最后不无气馁地承认，“儒家虽有放诸四海皆为准的仁学，乃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胸怀，但儒家历史在女权运动方面不仅无法和基督教相比，而且远逊佛教和道教。” 当然，正如“新儒家学者”只是长时间身处美国社会的杜维明所扮演的诸多角色之一一样，他在自己的这些随笔文章中，也并不是只一门心思地思考儒学问题，而是把思想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知识分子的定义与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工业东亚”崛起的原因及其可能的未来、西方科技文明的限度、生态问题、女权运动等等，小到日常人际交往中应注意的问题、美国大学的教授考评制度、对美国社会里学习汉学学生的印象、与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如徐复观、熊十力、梁漱敏、唐君毅等人交往的经过以及对他们学问人品的评价，都有涉及。在一些大问题上的观点，当然可以和他严肃的学术着作里表达的思想相互印证、相互补充，而一些“小问题”上提供的信息，生发的见解，也时常让人或拍案叫绝，或心生唏嘘。 比如，讲到人际交往，倡导学会倾听时，他说：专靠骇人听闻的怪论来抬高身价的趋时者，常患律己甚宽而责人极苛的通病。他们在宣扬自己的观点时气势颇为雄壮，好像有一股真理在这里荡漾的信念；到了抨击不太合口味的学说时，却摇身一变成为挑剔的能手，坚持论敌一无是处的立场。他们多半能说善道，但却和听的艺术了无关涉……在这里，你不得不佩服作者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对人性深刻的剖析。 又比如，讲到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学的评价体制，他说：衡量教师职称升迁的标准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教育学生的情形，一种是着作出版的表现。但是，因为前者难于评价，重点很自然地转移到比较容易客观化的后者。因此，美国的学术圈流行着一句“不出版即灭亡”的口号。不生产的教授就好像不生蛋的母鸡一般，难免有被宰割的危险……联系中国当下大学教育的现状，难免有强烈的时空倒错，时空穿越，不知今夕何夕的惆怅。 作者在本套随笔的《再版序言》中，谈到儒学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个儒者修养的形成，与做人的过程是统一的，单纯靠读书与学术研究远远不够。对儒家而言，“生活世界中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是学习做人的机缘。学问要在心上做也要在身上做”。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如果说杜维明先生的学术论着体现出的是他作为一个当代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事学术研究与思想探索，在“心上做”学问的成就的话，那么收录在这三册随笔集里的文章，体现出的更多的是他作为一个当代儒者，且行且思，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面对生活世界思考儒学，践行儒家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从“身上做”学问的结晶。把它们合在一起，你才能真正进入一个身在美国的现代儒家学者那种深刻、生动的跨文化之思当中，在心中构建起一个当代儒家学者形象的全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