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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时候，贪污的官员多数在朝堂上就被处决，受特殊宽恕的人，长年流放岭南。唐睿宗李旦太极元年四月下诏书规定，主管官员枉法，贪赃一匹布者，并先受一百下杖刑。许多贪官被当场打死杖下。李旦改元大赦天下，死罪以下，已发觉的未发觉的，已结案的未结案的，罪无轻重，尽皆赦免。犯贪污罪的官员，不在此列。但依然有贬官、流放的犯官，卢怀慎是当时的宰相，上书皇帝，认为宽恕贪污官员，是枉曲法律，助长奸党之威，不是端正根本，杜绝贪腐根源之法。
    宋朝初期，郡县官吏承习的五代的陋习，贪污成风，残害百姓，皇帝特别严惩贪官。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三年，董元吉镇守英州，收受赃物七十余万。其时，岭南诸地刚刚平定，赵匡胤想要抑制打击搜括民财之官吏，特别下诏书格杀了董元吉。经过严厉的整治和朝廷的大力提倡，到了宋仁宗一朝，士大夫以廉洁自勉，形成良好的风气。
    可惜，这种风气到了明代又一扫而空。万历年间，名臣于慎行沉痛地说：“本朝姑息贪官，甚于宋朝。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贪污巨万，仅是罢官。其他的小小罪名，却细密不已，处罚很重。法律轻重不分，士风由是不振。”究其原因，明永乐年间，赃官被贬去守边疆；宣德年间，出钱可以赎罪，自此而后，法令越来越宽，再也不讲究严惩之法了。
    唐朝柳氏家法记载：“做官者不上报祥瑞、不结交僧人道士、不得宽宥贪官。”这是古代士大夫做官的原则方法。包拯告诫子孙说：“有犯贪污之罪者，不得回老家，死后不得葬入祖宗的坟地里。”这是古代士大夫教育子孙的方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反贪惩腐的同时，更注重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可能会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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