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儒学有大功，也有大罪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09 光明网 姜广辉 参加讨论
第一位促进儒学成为国教的人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经学从此确立为两千年君主专制时代的统治思想。如果我们相信，两个人的事件决定了两千年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方向，那便是一种圣贤史观或英雄史观。  董仲舒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在我们看来，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再到董仲舒，这些思想家其实都只是一些标志性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其后的中国发生了长远的影响，这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而中国有史以来的文化传统对他们的思想形成的影响，我们却不容易看到。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文化性格，就像每一个人都有其性格一样。所不同的是，民族的文化性格较之个人的性格更为复杂而内涵丰富，更为难以改变。这其实也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是谁？”而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再到董仲舒的思想发展，暗合了中国人（包括统治者，也包括芸芸众生）这样一种内心的声音：啊，这些圣贤所说的也正是我们想要的，是我们更愿意接受的。不能设想，没有这样广泛的文化心理基础，儒家经学会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年之久！ 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确立有一个“试错”的过程，从先秦到汉武帝，这种“试错”的过程至少经历了两次，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游说诸侯，以求自售。秦国用商鞅、韩非法家之说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其后又以法家思想治国，但非常不幸的是，一个数代励精图治经营起来的大帝国只统治了十四年便轰然倒塌。这个历史教训太深刻了。这是一次“试错”的过程。 汉初，统治者鉴于长期战争所导致的社会民生凋敝，接受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政策。但是“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果然是治国之良方吗？由于中央政府长期无所作为，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以致在景帝盛世之时出现了同姓王联合造反的“七国之乱”。这是又一次的“试错”过程。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汉武帝登基不久，便诏求贤良对策，重新选择和确定统治思想。董仲舒在《贤良三策》第三策中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是汉代春秋公羊学的最大的代表之一。春秋公羊学在儒家经学确立过程中能首先脱颖而出，在于它的义理性，而“大一统”思想是它众多义理中最重要的义理。这不仅因为它正好完全适合了汉代“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从本质上说，它也暗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虽然从通常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统一是从秦汉时期完成的。但从上古时代，华夏各族在其深层意识中，即具有同祖同根的关爱情结，在追述炎帝、黄帝乃至尧、舜、禹的传说时代的历史时，便有一种原始的统一观念。而从文献记载的历史看，至少在西周王朝已经是一个疆域广大的统一国家，只是它当时实行的统治形式是分封制，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统治形式不同而已。春秋战国时期，天下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战乱状态，但它最终的历史的目标是在指向统一的。在思想家中，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以及法家的商鞅、韩非等人都是主张统一的。但由于儒家主张“以德服人”的统一路线、法家主张“以力服人”的统一路线而分道扬镳。秦始皇实行法家路线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业。相比欧洲一些国家直到近代才实现统一，而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究其原因，是与中国文化向往统一的核心价值有直接关系的。 而国家一旦实现政治统一，统治者便要考虑选择一种与“大一统”政治相匹配的长治久安之道，因而反过来要求学术思想的统一。《春秋》公羊学虽然可能有久远的授受传统，但它直到西汉才写出，首标“大一统”之义，这应该看作是汉代以胡毋生、董仲舒等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精心加工制作的结果。所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文化政策的建议和采纳，表面上看似汉武帝和董仲舒两个人的事件，实际上有其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因。从这一事件之后，儒家经学成为两千年君主制度下的统治思想，作为此一事件的标志性人物，我们把董仲舒作为第一位促进儒家经学成为国教的人。 （作者：姜广辉）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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