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大师的产生需要思想自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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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天津。汤家是一个学识渊源的书香门第，汤一介的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和陈寅恪、吴宓齐名的国学大师，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汤一介，祖父和父亲处世治学的态度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汤一介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晓虹：您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对您走上今天的学术道路有什么影响呢？ 汤一介：我想如果谈我的父亲，可能要从我的祖父谈起。因为我祖父是光绪十六年的进士，后来也做官，但是都是不大的官。他主要的事业还是教学，他教了一些学生。他曾经给我父亲留下了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就是面对困难的事情，不要逃避它；合乎道义的事情，要担负起责任来。 我父亲在这个方面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我祖父留给我父亲的话，所以我父亲也把这样的要求留给我。我想举一点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方说“事不避难”。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来看，佛教传入中国，在其他写中国哲学史（的书）里，这个方面都没有打通，都遇到了一个难关。到底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起了什么作用？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把这个问题基本上应该说是打通了，所以其他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使中国哲学史可以比较完整写下来（的人）。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佛教到底有什么影响，这是他的贡献。他的贡献可以说是把这段中国哲学史的空白基本上填补了。 这本来是一个难题，他花了15年的时间写《中国佛教史》，但是没有写完，只写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隋唐佛教史》只是一个史本，这个史稿是我帮他整理和出版的。 另外他的一大贡献就是，西方学者（包括某些中国学者，如张东荪）常常认为中国没有本体论哲学，但是他专门研究魏晋玄学，提出来有一种中国式的本体论，跟西方的本体论哲学是不同的本体论。所以现在的魏晋玄学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种学问，而且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大的进步。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事不避难”的精神影响了我。 “义不逃责”，北京大学从昆明搬到北京来的时候，是跟清华、南开分别搬迁的。当时胡适在美国，傅斯年作为代理校长在重庆，可是学校本身是在昆明。谁管的昆明这一摊子呢？当时傅斯年就清我父亲来帮他管这一摊子，怎么样（把学校）从昆明搬到北平来。那时他虽然刚50多岁，但身体不好（高血压），可是他担当起这个任务。主要的工作是聘任教授……因为他没有做过这种行政工作，他做的都是学术工作，即使是担任系主任、文学院长（的时候），也是学术工作，行政工作他没有做过。解放后他原来是校委员会主席，（那时候）没有校长，他就做校委员会主席。后来，派马寅初先生来做校长，我父亲就做了副校长。到1952年，学校从沙滩搬到燕园来，分工让他做什么呢？管基建和财务。他完全不懂基建和财务，但是也一直管了两年，直到他生病为止。他这种“义不逃责”的精神对我也有些影响。 筑建魏晋玄学的理论构想 汤一介子承父业，和父亲汤用彤共同筑建了魏晋玄学的理论构想，这被看做是汤一介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 汤一介：在80年代以前，在北大我也教哲学，教的是中国哲学。那个时候我们几乎完全是用苏联的模式来进行教学的，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模式，完全没有创造性、没有个性。80年代开始，我就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不同的路子来研究学问。当时我就想我要从什么方面来突破呢？我认为可以从魏晋玄学这个方面来突破。 我的突破可以说对我父亲的魏晋玄学有一点补充。因为他没有写完这本书，我的突破就是从这些方面突破。魏晋玄学家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每一个玄学家都会留下来一些他没有解决的问题，因而，下面的一个哲学家来解决（之前）的问题。（但是）他又留下来新的问题，又要后面的人帮他解决，所以这样哲学才有前进，我们才可以找出魏晋玄学的内在逻辑，发展理路，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魏晋玄学的发展。 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在1949年后，我可以说是最早的，1981年讲这门课，1983年出版《郭象与魏晋玄学》，这是最早的研究魏晋玄学的一本书。现在写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这门学问就越来越在中国受到重视。 我对西方文化并不排斥 受传统家庭氛围的影响，汤一介性格儒雅平和，内敛沉静，但这似乎和他开放自由的治学心态并不矛盾，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却又对西方文学和哲学以及西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 汤一介：虽然很多人说我是儒家，实际上我是很喜欢西方哲学的，特别是西方文学。我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应该讲比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俄国的托尔斯泰这些（作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在年轻的时候就定型了，还有法国的纪德（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我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现代的我不喜欢听，但是我也并不喜欢京戏，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欣赏。我最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我也很喜欢西方的建筑，欧洲大部分的国家我都去过。有时候我也喜欢旅游，我刚从武夷山回来。国外的我也去了很多地方……有的时候在欧洲去旅游，有的时候到北欧、有的时候到北美、澳洲去看看各个地方。因此，我对国外的东西并不排斥，而且有的我还是很爱好的。 我不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 或许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治学思路，让汤一介不断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从而推动了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 晓虹：在我们访谈的开始时，您说到了一段话，您说因为完成不了那种构建一个完美的哲学体系的愿望（转而去编撰《儒藏》），在您的心目中，一个完美的哲学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汤一介：用“完美的哲学体系”这个词本身就有点问题。我认为任何哲学体系它都只能是相对地完美，不可能有绝对地完美，它都会留下一些它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很想成为一个哲学家，可是解放后有一个说法，只有马克思、列宁、恩格斯和毛泽东才能叫做哲学“家”我们这些做哲学的人只能叫“哲学工作者”。为什么我们只能叫“哲学工作者”呢？因为我们的工作是解释那些领袖的思想，是用那些领袖的思想来解释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在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么长时间，我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哲学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解释这些领袖的思想。我要用他们的思想来解释历史，来解释社会生活。 这样的一个思想已经影响了我30年，要从这个思想全盘解放出来是相当困难的…… 虽然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哲学家，但是我还可以提出一些哲学的问题来，让大家来讨论，来考虑。首先，我提出了美学、哲学范畴的问题，接着，1983年我提出“真、善、美”的问题，我认为可以用能不能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来说明中国对真、善、美的看法。后来我受到美国余英时的影响，他提出了一个“内在超越”的问题，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内在超越”的哲学。西方哲学是外在超越的哲学。我受他影响，我就研究“内在超越”的问题，因为他开了一个头，后来我就研究儒家“内在超越”的问题，道家“内在超越”的问题，还有中国佛教禅宗的“内在超越”问题。 此后，我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来。后来到90年代，主要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我就想到“和而不同”的问题，是不是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为“文明共存”，为多元文化提供某些思想资源？“再后来我是讲“新轴心时代”的问题，再后来我就讲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就是说对哲学不能“照着讲”必须“接着讲”。 第一个是怎么样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第二个是怎么样接着西方哲学来讲；第三个是怎么样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必须“接着讲”，不能照着他们来讲。完全照着他们讲，一是不一定适合当今中国的社会，另外一个，这个学术就不能得到发展。讲“新轴心时代”三个“接着讲”。现在我考虑的是文化中的“普遍价值”的问题。 所以，我虽然不能成为一个很杰出的哲学家，但是我多少可以提出一些哲学问题，让大家来考虑。 自由是一种创造力 汤一介提出哲学问题，同时也在生活中实践着自己的研究，“和而不同”是他的思考，也是他的处世之道。在他看来，自由是一种创造力。 汤一介：当然我这个人是比较平和的，不大在乎名利，也并不想做官赚钱，这些欲望都没有。而且我也很少去批评别人，当然，对我的学生有一些问题，我会跟他们讨论，给他们建议。 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明我的情况，1984年建立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在当时可以说是第一个建立的民间学术团体……当时在初建的时候，有冯友兰先生、有张岱年先生，他们都是支持办中国文化书院的。 1984年我从美国开会回到中国，要正式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大家就希望我做院长。我的想法是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学术团体，一定应该像蔡元培先生一样，是“兼容并包”的。所以我找的参加的学者是各种各样的学者，有像梁漱溟先生这样的学者，当然冯友兰先生他们都参与了。也有李泽厚、庞朴这样的学者还有“全盘反传统”的，如包遵信等，我都请他们来参加。为什么呢？我觉得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你只有是兼容并包的，能够有很自由的讨论环境的学术团体，这样才真正能够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因此，我和所有这些学者相处都很好。 我当然我有的看法，看法不一样，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例如我跟李泽厚、庞朴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也不一样。而且像杜维明先生也是我们文化书院的导师，我们也请他来，因为我对现代新儒家也有我的看法，但我们都是好朋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所有这些人的长处就可以补足我的一些缺陷。不可能有一个学者什么问题都比别人强，绝不可能，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的学问是比别人有多强的，所以我现在非常反对说“大师”。 我不是大师 汤一介很反感被称作大师。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缺乏产生大师的条件。他曾经感慨上个世纪后半叶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大师。在他看来，只有两个人是自己非常欣赏的。 晓虹：您对“大师”这个称呼这么反感，所以说您绝对是把自己和这两个字分清楚的？ 汤一介：对，我自己从来不说我是大师，而且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当大师，而且自上个世纪后半叶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看到一个真正可以称得起“大师”的学者。我所比较欣赏的，在1949年以后有两个学者，一个是费孝通，特别是费孝通晚年，他并不高调，他比较低调。但是他提出的三个思想：多元一体、文化自觉、文明共存，我觉得对中国讲应该有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我比较佩服的学者是华东师大的，也是已经去世的教授叫冯契。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有他非常鲜明的特点。他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还有西方所谓的“分析哲学”，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性与天道”的问题。 晓虹：大师是必须得要时代才能创造的吗？ 汤一介：对，因为你的思想要定于一尊的话（旧指思想、学术、道德等以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做唯一的标准。），很难产生大师。必须有自由思想，才可以产生大师。因为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我们是学习苏联的“全盘苏化”。我有一个想法，政治上也许可以有一个指导思想，也应该允许讨论。但是，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应该是百家争鸣，这样学术才会真正得到发展。因为自由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力。 《儒藏》：一百年都不能替代的典藏 在汤一介先生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已出版的33本《儒藏》，藏蓝色封皮，烫金的字，格外悦目。作为这部集中华儒家文化精髓的浩淼工程的总编纂，汤一介坦言责任重大。 汤一介：我快到80岁的时候，就提出了编《儒藏》，为什么我要提出编《儒藏》呢？因为过去有《佛藏》、《道藏》，一直没有《儒藏》。明清两代的学者都曾经提出要编，但是这个工程太浩大，没有实行。…… 从2002年我提出编撰《儒藏》，2003年教育部批准，2004年我们开始实施了。经过了五、六年，我们才出版了33本，要全部完成《儒藏》的精华编，一共是330本。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现在《佛藏》，各种各样版本的《佛藏》有20多种，但是，现在世界研究佛学的学者通用的是日本的《大正藏》，“大正”是日本皇帝的年号。为什么大多学者都用《大正藏》？因为《大正藏》是个排印本，它有句逗，而且有校勘记，所以大家用起来比较方便。而其他《佛藏》大部分都是影印本，影印本是没有句逗的，也没有多少校勘记，所以用起来不方便。我们做《儒藏》不是用影印办法，我们大体是找一个很好的本子作为底本，再找两三个本子作为校本，作出简明的校勘记，然后把它做成排印本。加上通用的标点，让大家容易读，容易利用它，而且可以做电子版。我们既然做了，就希望大家都用我们这个版本，这是中国人自己编的版本。 我算是编撰首席专家，在我组织下面差不多有400人，400人而且不完全是中国学者，有韩国学者、有日本学者、有越南学者……组织这样大的一个队伍，而且是带有一定的跨国性质的大工程，我不敢说是头一个，至少是非常少有的。因此，我觉得这方面我也是受父亲影响，应该“义不逃责”！既然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那么大的作用，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我们就不应该没有《儒藏》，只有《佛藏》和《道藏》，那不行。我们要编撰的《儒藏》是一个可信的，可用的，是一个比较规范的，可以传世的版本，至少在一百年内让各国学者都可以利用它来作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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