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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


    
    曾国藩像(资料图)
    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完美的成功人士并不多,笔者认为,曾国藩应该算一个。而选贤任能,可以说是曾国藩事业成功的一大法宝。
    关于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有学者从其所著《家书》和《冰鉴》中发微,概括为八字诀: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就是广泛延揽人才。慎用,就是量才取用,务求慎重。勤教,就是经常进行督导和教诲。严绳,就是立法度,上规矩,严加管束。人才经“广收”而济济,又因“慎用”而得所,辅以“勤教”和“严绳”,自然完善无虞,尽收事业兴旺之利。
    到底如何在广收的基础上做到慎用,或者说怎样恰当处理广收与慎用的关系,是人才管理中的一个难点。战国四公子养士,目的本是网罗人才、储备人才,到后来却变成了贵族门阀们争强好胜的手段,以致于徒有虚名,难以为继。曾国藩认为,错一个人,横则影响一片,纵则贻误长远,造成难以补救的后遗症。有鉴于此,对来投奔他的人,总是礼貌地收留下来,先发给薪资,然后慢慢加以考察,视情委任,用其所长,尽其所能。
    曾国藩认为,“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就是说,用人慎重须以知人至深为前提,具备察人本质的眼力。曾国藩的眼力如何呢?淮军草创之初,曾国藩曾让李鸿章把淮上豪士悉数邀往一处食宿,他要亲眼辨识鱼龙。这一天,曾与李不骑马,也不带随从,悄悄步入宿馆。只见有一人裸腹踞坐南窗,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于是,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事实证明,曾国藩看得很准,那个人就是后来在台湾保卫战中闻名于世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后任台湾首任巡抚。
    曾国藩辨识人才的法门,被许多人视为“相面术”。其实,曾国藩察人与民间看相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小同大异”“形同实异”。其要义在于,通过人的外在形态来体察其内在的精气神,从而由表及里地洞悉其心地和志趣。目的在于“看透人之后再用人”,避免盲目选人、糊涂授权。曾国藩察人,并非全凭相貌,他更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听其言量其心志,观其行测其力,析其作辨其才华,闻其誉察其品格”。据民国笔记资料《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旧传文正在安庆时,有乡人某来投,朴讷谨厚,将以试以事矣,一日共饭,饭有秕,某除之而后食,文正熟视之。饭后,奕既,令支应备数十金为赆。”吃饭剔除秕谷,这种常人不以为然的生活细节,在曾国藩看来却关乎个人品德。据说,这个被打发回乡的人,竟是曾国藩的亲外甥。
    曾国藩尽管“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但在具体任用上“广中求慎”,慎之又慎,并有严格的统一要求,即以道德品性为重。尽量弃用那些官气重、心窍多、投机取巧的浮滑之人,而选用那些吃苦耐劳、务实肯干之人。为此他提出,“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才德不可兼得以德重,好利之人不可重用”;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要慎用;标榜“主动吃亏之人”要慎用;才高德薄名声不佳者、才德平平迁升太快者、个人不愿出仕者不可推荐。
    做到唯才是举不易,做到用当其人、用当其事、用当其时更难。三国时期,马谡虽然才气过人,却刚愎自用,不宜独当大局。可惜孔明心存偏爱,未能谨记刘备的忠告,关键时刻派马谡驻防军事重镇,以至街亭失守,蜀国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白白断送了北伐中原的大好机会。这就叫“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在战乱时代,为了战胜对手,曹操不问来路和品行,只要有才通通延至麾下,虽然是适应时势的明智选择,但到后来,这种良莠不分、重才轻德倾向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出来了,部分将士因看不上曹操的德性而分道扬镳,曹氏政权最终为其所欣赏的司马氏取而代之。历史上众多用人失误的教训告诉人们,与其铸成大错扼腕于后,不如详察德能慎用在先。多年以来,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已然成为官场和职场的积弊和顽习。曾国藩的“广中有慎”原则,在今天仍然有让我们思考、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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