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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官二代:太子党力挽狂澜 八旗子弟挥霍无度


    
    李经迈、载涛、良弼(从左至右)合影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登基,成为了大清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在随后的政治卡位战中,一群年轻的满洲亲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掌握了大清帝国最后三年的政治命脉。
    宣统皇帝的生父,26岁的醇亲王载沣担任了摄政王;两个亲叔叔,载涛和载洵都加封了郡王衔。不久,21岁的载涛掌管了禁卫军;22岁的载洵得到了海军大臣的职位。在此之前,40岁的镇国公载泽出任度支部尚书,控制了大清国的财政权;42岁的肃亲王善耆当上了民政部尚书,获得了大清国的警务权。
    几乎所有的强力部门都掌握在了皇亲国戚们的手中,与此同时,袁世凯开缺回籍,张之洞驾鹤西去,皇族内阁横空出世。似乎谁也挡不住满洲亲贵们抓权的脚步,然而就在皇族内阁成立后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划过夜空。
    难道这帮王子王孙就都是一群酒囊饭袋?其实,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贵族政治团队不仅人才济济,而且改革意愿不打折扣。
    “载字辈儿”的佼佼者
    如果说“载字辈儿”仅仅是因为血统就能走进权力中心,倒也未必。大清帝国走到1908年,已经度过了悠悠二百六十余载。凤子龙孙大把的,其中能上位的还算是有点真才实学。就说这个摄政王载沣,也算是有过历练。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西狩。第二年大清国签下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中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年仅18岁的载沣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力、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这次出国,载沣还很讲“作风建设”,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成功地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
    因出洋而名闻中外的载沣,回国后就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1903年春,刚满20岁的载沣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1907年6月19日,24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
    正因为有过“海外游历”的经验,载沣有了初步的现代大国意识。他敢于派出军舰到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巡逻,在1910年底还派出“海圻”号去美洲慰问侨胞,解决古巴、墨西哥爆发的排华动乱。在清朝遗老遗少中,载沣是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
    载沣可以拍着胸脯说:“我的成长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的成果。”也许他还可以这样自信地说:“一个人出生在好的家庭,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只靠父辈影响,即使给了你这个位置,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出洋考察”造就的两颗政治明星
    1905年,大清国逐渐从“庚子国变”的打击中走了出来,缓过了这口气儿。与此同时,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深深地刺激了大清国的统治者们。随即,新政进入了“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这一年,清政府迈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在出洋的“五大臣”中,37岁的载泽和44岁的端方尤为耀眼。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身份为皇室宗亲的载泽。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载泽回国后,立即成了君主立宪政体的鼓吹者。
    在日本考察时,载泽感触很深。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
    双方就立宪国与专制国的异同,大清改革的核心要务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镇国公载泽被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击中了。回国之后,载泽奏请立宪,提出了立宪之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不过他也指出:“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最不利于官。”
    载泽所说的君主立宪的三大利,打动了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1906年8月,大清帝国权力中枢召开了研究立宪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醇亲王载沣、所有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从此,“立宪”成为了大清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五大臣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端方。当年,有“旗下三才子”之说,所谓“旗下三才子”指的是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他们三个都是皇上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纵观端方的一生,闪光点几乎都是不断带兵平定各地的“乱党”,可谓是革命党人的一颗克星。
    实际上,端方是一个维新派。《清史稿》中记载,戊戌变法时,他曾奏上标榜维新的《劝善歌》,受到光绪皇帝赏识。但是,端方没有因为戊戌政变而被边缘化,反而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道员升到了署理陕西巡抚。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逃亡西安,端方以拱卫周备,深得慈禧欢心。庚子年,各地义和团闹得厉害,陕西却在端方治下十分太平。义和团没起来闹事儿,教会也比较收敛,足见端方的本事。这一点,太后老佛爷看在眼里。局势稳定之后,端方出任湖北巡抚,与张之洞搭班子。
    张之洞的改革花架子多,端方比较务实,不搞表面工程。他的改革力度也超过了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也比较自由化。他曾顶住张之洞的压力,帮助湖北留日学生办报纸,还曾资助典型的革命派人物——蔡锷。这些也只有根红苗正的亲贵才敢干,干了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政治动机。因此,端方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1905年,端方被召回北京,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成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人选。1908年太湖秋操,他担任总指挥,在演习中第一次使用热气球进行空中侦察,并进行火炮的校射。
    此时的端方与载泽一样,成了满洲贵族中推动立宪的积极分子。同时,这两颗政治明星也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巨大关注。1905年之后的《纽约时报》对这二位的报道就没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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