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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被掩盖的能臣(2)


    三、洪州,科学理政,大爱救灾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洪州是当时有名的文化繁荣之地,唐代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使“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天下闻名。这里也的确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朱熹、文天祥这些旷世名儒,包括曾巩自己,均是出自这一名郡。到洪州,是曾巩多次向朝廷请求的结果,因为他母亲已经近九十,需要照顾。当然,养亲并未影响工作,他的务实态度和为民作风,已经不会随环境的改变而稍有松懈的。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大流行,而且呈漫延之势。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亭传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政府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以及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提供饮食和衣被,使这些人不至于受灾又挨饿受冻。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曾巩这一系列的举措,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命,充满着那个时代少有的人文关怀,践行了曾巩忠于国家、爱护百姓的人生信念,大灾显大爱。而且,他这一整套具有示范效应的救灾方法,为当时抗灾救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科学理念。
    当时,曾巩还有一事干得非常漂亮。朝廷派兵征讨安南(今越南),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粮草,搞好这支远征军的过境接待。俗话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数万人的吃喝拉撒,加上连拿带抢,这个协调工作可不是件易事。所以,大军南下,一路滔滔,弄得沿途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曾巩丝毫没有掉以轻心,而是提前作出筹划和安排,及时调度物资,科学安排吃住,巧妙安排过境时间,最后,大军过境,倒也秋毫无犯,许多城乡老百姓,甚至还不知道大军曾经路过本地。
    四、福州,保障民利,直选住持
    熙宁十年(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这一年,他已经59岁了。在北宋,这种高龄还在任地方官的,除了照顾养老,就是被贬处放,要么是皇帝不太看好,曾巩也许属于后者。他自熙宁二年外放越州以来,已在多州任职近十年,以曾巩的文学名气和政治作为,皇帝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早就回京点翰林、当学士了。所以,同僚们都认为他怀才不遇,“巩负才名,久外徒,世颇谓偃蹇不偶。”(《宋史?曾巩传》不过,曾巩并无怨言,依然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他在福州任职仅一年,时间虽然很短,但政绩却不俗。
    他在福州任上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当时,地方官的待遇不错,除了正常的工资津贴之外,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通过收取租金来发放补助。福州没有“职田”,但他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菜园,州上经营这块菜地得当,蔬菜一年四季源源不断地销售到菜市场,州官们单单是这笔菜钱每年就能增收三四十万钱。不过,官府的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以种菜为业的菜农们的菜卖不动,收入陡减,伤农很深。所以,州府的这个让官吏们富得流油的菜园子,成了老百姓“卖菜难”的祸根。曾巩调查了解到这一实情之后,愤慨地说:“太守与民争利,可乎?”政府应该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怎么能与民争利呢?曾巩立刻取消了这个“富官伤农”的菜园子,虽然自己的油水少了一大块,但保障了菜农的利益,老百姓为之欢呼。
    福州这地方还有一个怪现象,买官的少,买住持的多。何解?原来,福州历来兴佛教、多寺庙,有捐助寺庙的传统,除了国家拨付一定产业给寺庙外,许多百姓、富户,也纷纷给寺庙捐赠金钱地产之类,寺庙因此成为比政府更加富裕的地方。一时之间,投身寺庙当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热门职业,一些好逸恶劳的流氓地痞破落户到处钻营,为捞一个当和尚的指标而费尽心机。一些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更是买通关节,贿赂官府,争当住持。于是,七闽大地,货赂公行,乌烟瘴气。曾巩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刹住这股歪风。曾巩颇有超前意识,他知道,要杜绝住持买卖,唯有“直选”。他安排人分别前往各地寺庙,把和尚们聚集一处,无记名投票推举住持,然后把这些“直选”出来的住持层层上报到州府,由州府发布聘任文书,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从而真正堵住了后门,打击了腐败,福州从此风清气正。
    以上只是曾巩从政数年间的点滴,他后来还被朝廷安排到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任过知州,所到之地,也均有政绩。与许多北宋士大夫不同的是,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爱民为出发点,简单,纯粹,执著。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很多涉及群众冷暖的热点难点问题,为老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受到了普遍的好评,他任满离开齐州时,齐州老百姓竟然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他离开。而且,他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和科学理念,实干加巧干,是一个干得成大事的能臣。
    然而,曾巩不像那些习惯于弄虚作假的政客,有一点泡子就吹嘘成气球那么大,甚至影子都没有的政绩也要瞎吹一番,欺上盲下,弄虚作假。曾巩却不这样,对于自己的政绩,他从不张扬和炫耀,每次上书皇帝,也仅只说些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家事,其他只字不提。而这,恰恰成了曾巩的短处。由于曾巩不擅宣传自我,加上他在基层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反对变法的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便在宋神宗面前打小报告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曾巩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断言他不堪大用。从此,曾巩无法以才干立朝,一辈子没有得到更好的施展。可见,政见的异同,常常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同时,曾巩以文章著称于世,人们只知其文章,不知其政绩,他那能臣干吏的卓越才干,便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知,并影响了千余年来人们对他该有的全面评价,堪称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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