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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的仁(3)


    
    范仲淹
    庆历新政
    庆历四年,赵祯提拔韩琦、富弼、范仲淹三人为相,着手准备改革。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王室在危机面前主动要求变革,显示出巨大的勇气。改革进程中,赵祯显得非常焦躁,每次召见三人时,都必定要求马上提出改革方案,要天下立致太平。范仲淹私下对人说:“皇帝对我可谓优厚之极,但事情有缓急,革除多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赵祯继续颁下手诏:“朝野上下都认为你们是国家人才,我寄予厚望,希望范仲淹、富弼你们不要回避,尽快拟定改革方案,陈列献上。”督察得很急。
    天章阁是宋室陈列供奉先皇画像、遗墨、御集的地方,有着神圣的意义。赵祯打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赐座,赐纸笔,命两人立即上奏当世急务。宋初宰相地位下降,不能像汉唐那样与皇帝坐而论道。赵祯如此举动,自认为是天大的恩赐,将振兴国家的责任丢给臣子。二人感到压力巨大,不敢就座,仓皇告退。范仲淹穷尽心力,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改革纲领:一是明黜陟,二是抑侥幸,三是精贡举,四是择官长,五是均公田,六是厚农桑,七是修武备,八是减徭役,九是覃恩信,十是重命令。前四条是人才选拨政策,第五、六、八条是经济政策,第七条是军事政策,第九、十条是提高行政效率政策。新政在皇帝直接干预之下,得以全面推动。
    然后,欧阳修敏锐地意识到,范、富二人可能会受到攻击,上书给皇帝打预防针:“当今君臣同心协力,是难得的局面。范仲淹等人定会承受小人的怨恨,陛下应当尽力支持、信任他们,拒绝听信谗言。”然而,新政规模阔大,行之过急,各方面利益纠缠不清。一时之间,心存侥幸之徒大肆造谣,朋党之论大兴。
    赵祯毕竟身居天子至尊之位,需要一些人揣摩、迎合自己的意思。范仲淹笃信儒学,刚正不阿,行事但求合乎道义、无愧于心,并没过多考虑皇帝的感受。他曾经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到饶州。后来,吕夷简得知皇帝有意重用范,便请求特别加以提拔。赵祯因此认为吕是厚道的长者,要范表示感谢,冰释前嫌。范仲淹断然拒绝,说:“我曾经讨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与吕没有私人过节。”
    君臣之间的嫌隙,是观念、思想的不同,皇权不可以无限妥协,需要奉承逢迎;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需要更多的政治自由。双方始终貌合神离,不能对国家大事进行充分、自由的讨论,找不到改革平衡点。范仲淹对此体会很深,很有危惧之感。淮南匪徒作乱,高邮守将晁仲约估计抵挡不住攻击,要郡中富豪献出金银,杀牛备酒,向匪徒送上厚礼。匪徒高兴,绕行而过,不侵害高邮百姓。朝廷得知,要诛杀晁仲约以正法纪。范仲淹想为其开脱,富弼则以为非杀不可。二人在皇帝面前争论,最终赵祯听从范仲淹的主张。退朝后,范仲淹对富弼说:“宋朝开国以来,未曾轻易诛杀大臣,是天大的好事。同僚之间,哪里还有像我与您这般深厚的情谊?此事皇帝没有明确表态,我们如果轻率引导他杀戳大臣,他日杀得兴起,我和你不一定能自保。”富弼不以为然,后来从河北回京,被拒在城门外。他猜测不到皇帝的用意,安危未卜,整夜彷徨不已,叹息说:“范六丈,圣人也!”
    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富弼终于抵挡不住不小人的疯狂攻击,相继求外任,赵祯无可奈何,批准他们离开京城,庆历新政至此偃旗息鼓。然而,范仲淹身上刚毅正直的品格,希望向“古贤人”看齐的人生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深刻影响着有宋一代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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