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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学派开山祖师:张载(3)


    三、求新创关学 破矩超前人
    熙宁三年,张载辞官回到横渠镇,从此,他潜心讲学,发奋著述。他的家境并不宽裕,但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他在勤奋的学习和钻研中自得其乐。《行状》说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他在文化的海洋中刻苦地求索,在理论的山峰上孜孜不倦地攀登。在这个期间,他还开始招收门徒,传授学问,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关中学派。
    北宋时代的新儒学运动,因为五代之后传统的儒学已经发生了危机,政治家失去理论兴趣,只知道讲功利之学;儒生又困于章句而不究义理;佛道之学则尚虚无而不涉实际。
    因此,重建儒家的理论体系成为时代的使命。张载自从走上学术道路,就一直怀着这种使命感。
    在这段期间,他撰写了著名的《西铭》一文。《西铭》又名《订顽》,是他在横渠镇讲学时写在西边窗户上的一篇铭文。全文只有五百多字,是供学生修养的纲领,但它是张载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从天人一本讲起,以仁孝为核心,阐述了张载的基本哲学观念和政治伦理思想。二程最推崇《西铭》。程颢说:“孟子之后未有人及此”,“要之仁孝之理皆备于此。”
    天人一本,这是新儒学的共同信念。但这个本是什么?关学和二程的洛学却有不同的回答。关学是以气为本,洛学是以理为本,这个本的不相同,表现出两个学派的学风也不同。关学注重自然科学和实际问题,对于天文、地理、兵法、医学、礼制都进行广泛的探求。洛学则注重人的内心修养,讲学问就是讲修养,读书主要是“涵泳义理”。所以二程批评张载的学术,说他“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这正好说明张载的关学注重实用知识,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特征,与后来只知道“低头拱手,空谈性命”的理学家是完全异趣的。
    与关学、洛学同时并存的,还有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王氏新学也因他颁布的《三经新义》而得名,主要是为他推行变法的政治改革服务的,蜀学则以文学著称,因而都不能成为哲学化的新儒学运动的主流。此外还有周敦颐的濂学,周氏本来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因为他是第一个探讨儒学本体论的,又当过二程的老师,开创之功不可灭,所以后来尊他为濂学。实际上,作为北宋新儒学运动的干城,就只有关学和洛学了。
    张载开创的关学,在他关中讲学的时期,已经是门生云集,影响很广。据《宋元学案》和张骥的《关学宗传》记载,当时关学的阵营已经很大,著名的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还有苏囗、范育、薛昌期等。受学于张载的则有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等。但到张载身后,由于他生前不是名公巨卿,没有政治势力,也没有富厚的田产、宗族,关学的阵营开始衰落。他的著名的弟子三吕和苏囗投入二程的门下,关学开始洛学化。只有未及门的弟子李复还在坚守张载的正传。到明代,关学曾一度复兴,但是关学的内容却打着程朱的旗号。只是到明末清初的李囗和王夫之,特别是王夫之,重新推崇张载为正学,把张载的唯物主义宇宙论发展到一个最高的阶段。
    张载在学术上的追求,可以概括为一个“新”字。他在一首《咏芭蕉》的诗中写道:“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学新心,养新德,起新知,宋代新儒学的形成,与这种求新的思潮是分不开的。这个新就表现在儒学的哲学化。周敦颐是把道家的宇宙论与儒家的易学相结合,建立他的天人一本理论。二程则汲取佛教本体论的形式,创立了理一无论的哲学。张载与他们不同,他是在总结当代自然科学和传统易学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独特的“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正如朱烹评论他说的:“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说很少有人象张载的关学派那样用功求索的。张载自己也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刻苦学习前人的知识而不墨守前人的陈规,坚持不懈地探索和锐意求新,终于创立了他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哲学体系。
    宇宙论是一个时代哲学的基础,晋、唐的儒学忽视了这个基础,使儒学的地位下降,造成儒、佛、道三家争雄的局面。北宋新儒学各派的第一件大事是确立了各自的宇宙本体论。然而新儒学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宇宙本体论上,他们的中心是要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人性论哲学,而落脚点在保持社会等级和谐的政治伦理哲学上。
    张载在青年时代完成的《易说》,已经确立了他的“天人一气”的基本理论格局。隐退关中讲学时期,他又写了《东铭》和《西铭》两篇纲领性的文章。《东铭》是讲宇宙论的,《西铭》则以宇宙论为起点,以人性论为枢纽,以仁孝忠敬为依归。因此《西铭》被当代学人及后代儒者奉为圭桌。关学的气本论和洛学的理本论在哲学上虽然有唯物与唯心的差异,但归根到伦理哲学上,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实现各安其分的社会理想,二者却是一致的。人是自然孕育出来的,在等级有序的宇宙大系统中,人可以找到自我的归宿:“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西铭》)。以至于生与死,都是气的聚散,人浑然与万物同体。这是以天道为纲、讲心性、讲伦常的新儒学的基本的价值观念。
    从《易说》到《西铭》,张载的学术贯彻着自己“学贵以有用”的思想。他讲天道性命的字富本体论是论证他“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和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的。他投身仕途也不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他曾说: “孰能少置意于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这是新儒学所倡导的精神境界,所谓 “孔颜乐处”。
    《西铭》是张载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这还只是一个简单扼要的纲领。真正形成他的天人一气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是他晚年完成的长篇著作《正蒙》。《正蒙》是他在关中讲学的最后年月写成的,他死以前没有公开,只给他的弟子们看过,他死后才由他的弟子编次刊行。《正蒙》一共17篇,包涵丰富的内容,《西铭》《东铭》都收在最后的《乾称》一篇中,可见张载本人是把它当作已完成的思想体系的。形式上,《正蒙》探讨的是易学的基本范畴,王夫之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核心内容是以“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来说明天道、世界、人生、社会,以批判佛道二家以“虚无”为本的邪说。这个“气之本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的运动,它是有无虚实“通一无二”的实体。气是天与人共同的本源,所以天与人是合一的。人通过对天人合一的认识,反思源本于天的心和性,就能达到“诚” 的道德境界。这样,人道与天道,历史与自然,人性与天性合而为一,人与万物浑然为一,从而找到民胞物与的仁心,也找到人自己在永恒宇宙中的归宿。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只要按照宗法大家族的样式来构造,在上的统治者象个大家长,穷苦百姓象家族中年幼无靠的子弟,等级社会也就和谐完美了。天道性命的理与封建礼教的礼就这样结合了。《正蒙》是从《西铭》开始的思想的系统化和具体化,而在哲学宇宙论上,却包涵了前此没有的许多闪光的唯物主义思想。张载之后《正蒙》成为关学的经典。二程的弟子杨时说:“《正蒙》一书,关中作者尊信之与《论语》等。”后代治张子学术的也都把《正蒙》作为其思想的代表作。
    熙宁九年,因为吕大防的推荐,张载最后一次被征入朝。当时他正有病在身,但他还是怀着对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出发了,他说:“不敢以疾辞,庶几有遇焉。” 到京以后,授与知太常院的差事,是管礼仪的。其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葬的古礼,诏下礼官讨论,礼官们认为古今异俗,不能实行,但张载坚持认为可行,斥责反对者的作法“非儒生博士所宜。”张载又发现郊庙之礼不严,他亟想纠正,然而没有人附和他。他感到没有必要在官场待下去了,加上身体有病,于是毅然辞官西归,路过洛阳时,会见二程兄弟讨论了理学问题,走到临渲,病逝在旅舍,死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行囊中索然无物。第二天,他的在长安的学生们听到了消息,赶来奔丧,大家捐献一些钱财,才能入敛成礼,然后归葬于家。这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的学者,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自己的学术和理想,享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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