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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学鼻祖:刘歆(5)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是宗孔子的,他们以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经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学说,所以他们解说经传偏重于微言大义,推阐发挥,其特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会经义,而不重视经文的本解。为此,他们传经的主要方式是口说师传,解经繁密驳杂,各有师说。这种方式解经时见精义,却不免沦入主观臆见之案。他们在六经中最为注重公羊学,就是因为《春秋》极为简略,他们尽可以随意发挥。他们解《尚书》《尧典》“曰若稽古” 数字,竟用数万言来阐发。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写成的,不通小学,就无法研读古文经。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所谓“《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刘向、刘歆 “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由于文字训诂的需要,刘歆重视作为经书辞典的《尔雅》,曾撰有《尔雅注》三卷。而所倡《毛诗》与齐、鲁、韩三家《诗》之根本不同也在于毛公释诗兼诂、训、传三体,其书故名《诂训传》,如《关睢》中“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之类,“关关,和声也”等等。这样解释《诗》使读者能明了诗之本义,比海阔天空的微言大义更易为学者接受,所以后来,三家《诗》亡而《毛诗》独存。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家是宗周公的,他们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故为官书,六经所记为古代情形,皆系事实,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是一位历史家,他对六经只是进行整理,加以保存而已。既然六经都是周公旧典,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予以研治。基于此,刘歆特好《左传》,他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注重用《左传》中所叙之历史事实来解经,用《左传》中的凡例来界定三代史官的记史法则,用《左传》来批评《公羊》、《谷梁》对《春秋》的曲解。正如其本传所言:“欲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欲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他是以所记历史事实的详略多少作为区分经书优劣之标志的,所以他不仅好《左传》,而且好记述周代官制的《周礼》,好三代政治文献汇编的《尚书》,好讲礼仪的《逸礼》。他从研治这些古文经出发,据《周礼》、《乐经》研究钟历,以黄钟律为根本标准,辅以相黍制定了国家标准的精确度量;据《尚书》、《左传》,将三统与五行相生说相结合,并以三统而言三正、三历,创造了推定先秦古历日的《三统历谱》,这些都有其特别的意义。但是信古之极必为泥古。刘歌迷信六经乃周公旧典,对之毫无怀疑,以至将一些后代补作乃至伪撰之书亦视为三代旧作,且由信古而产生倒退的历史观,一切遵崇三代,以为今不如古,要挽救世风,唯有复古,这从政治实践上看,是企图拉着历史车轮倒转。王莽改制之失败,其根源之一,盖即此。由于对经书研究的路数不同,古文家既要通文字训诂,又要懂历史和典制礼仪,就决定了古文家学问的宽窄与今文家不同。今文家讲微言大义,通一经即可为博士,他们 “或为雅,或为颂”,至合数人治一经,所以当时有“遗子满囗金,不如教一经” 之谣。古文则不同,他偏重于文字历史的典制解释,非博学无以治经,所以从刘歆开始,凡古文学家一般是学问渊博,广泛研治数经。本传讲,刘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欲及向皆治《易》,……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博物治闻,通达古今。” 这种博学治经的路数比起“学者罢老且不能究一艺”的今文家,当然是更为优越了。由于对六经价值标准不同,今古文家对六经排列的顺序也不相同。今文家认为六经是孔子用以垂教万世的大典,所以在《春秋繁露》和《史记》中,皆依其程度之浅深排列六经次序。们守》、《书》为文字的教育,列于最前;《礼》、《乐》为行为的训练,心情的陶冶,列于其次;《易》谈哲理,《春秋》有微言大义,故列于最后。刘歆等古文家认为六经为三代固有史料,所以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皆依其时代之先后排列六经次序。《易》之八卦,作于伏牺,列于首;《尚书》有《尧典》,列于其次;《诗》有《商颂》,故又次之;《礼》、《乐》为周公所制,列于再次;《春秋》为孔子据周公旧例所修,故列于最后。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清代的新今文家攻击刘歆为了取媚王莽而遍伪群经,杜撰出一系列古文经书。如果从时间上来考察,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要知道,当刘歆发现中秘古文经书而谋求为之立学宫时,王莽尚毫无篡权迹象哩。刘歆之所以呼吁将古经立学官,其本意完全是为了促进儒学的丰富与发展。就是他在《让太常博士书》中所说:“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哀帝说他“欲广道术”,是极中肯之辞。后来,在王莽的支持下,他凭借政权的力量,压倒了今文学派,将《左传》、《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立于学官,并且大增博士弟子,在全国兴起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使古文学派的力量迅速壮大。东汉之初,汉光武帝废古文,提倡今文。但是由于古文经在学术思想界已经有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它的学术本身有许多合理的成份,所以古文经学不仅没有随着王莽政权的覆灭绝迹,而是在民间以更广阔的范围传播开来,形成了一个风靡整个东汉社会的古文经学学派。我们讲两汉经学史,实际上是两汉的今文经学和东汉的古文经学的历史。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刘歆,实在是西汉今文学之异军,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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