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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伟:历代帝王庙的来龙去脉(4)

乾隆说,其实在入祀的历代帝王中,没有几个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为戒的人和事,却实在太多。
    乾隆皇帝在位时,历代帝王庙已历经明洪武至清雍正,凡三百多年,有了很大发展。他还能为历代帝王庙做些什么呢?事实证明,乾隆的建树与贡献更加卓越。他从25岁继位到75岁高龄,6次亲祭、5次赋诗、4次撰写碑文,10余次颁布谕旨,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重修历代帝王庙,把正殿规格提高到了“乾清宫”“奉先殿”级。这项工程从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实施,离雍正上次大修,尚不过30年。乾隆特地从皇宫府库中拿出银两重修,是为了在更加庄严壮观的历代帝王庙,宣扬他的祭祀思想。
    二是提出“法戒论”,并作为祭祀要义。乾隆二十九年,历代帝王庙重修告竣。乾隆皇帝第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亲书《重修历代帝王庙碑》及《长律述事诗》,集中阐释他的“法戒论”。主要内容是:在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传统中,值得效法和引以为戒的经历都有,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历代帝王安邦治国的作法中,本身就包含着效法前人的功德与力戒前人的教训。效法与戒鉴,密不可分;三皇五帝的崇高功德是历代君王效法的楷模,夏商周之间的相互戒鉴,是最经典的事例;历经百世之后,比较历朝帝王,到头来都是一个亡国的结局,这就像房屋变成废墟一样可怕。祭祀历代帝王,本意就是在无形之中得到告诫和警惕,或是学习圣主明君的成功之法。此时,乾隆帝五十有四,为政近三十年,他把“法戒论”作为历代帝王庙的祭祀要义,是乾隆主政、治学与庙祭紧密结合的真知灼见。
    乾隆帝步入晚年后,深感时不我与,多次强调戒鉴和警惕的迫切性。他在65岁后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在他撰写的诗文中,更加直白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感受。他说,其实在入祀的历代帝王中,没有几个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为戒的人和事,却实在太多。他在祭祀仪式上,想到的是令人恐惧的帝王兴衰史;身虽已在回宫途中,心却仍流连于帝王庙内,故而久久不能平静。大清子孙要想成为万世无疆的庇护者,就要知道敬畏,千万小心根基的稳固,真正做到戒鉴与警惕。这是他不忍心说,但又不忍心不说,而不得不说的话。可见乾隆心里很明白,所谓历代帝王,就是帝王兴衰和改朝换代积累的结果,他从这里,已经多少感受到了居安思危的紧迫性。
    三是把“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作为入祀帝王的最高准则。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在阅览《大清通礼》时,发现当年的儒臣们未能体仰康熙旨意,入祀帝王主要是正统王朝的创守之君,在“偏安之国”中却只有辽金帝王,这明显违背了康熙本意。为了纠正这种偏差,乾隆专门发出一道谕旨。他用“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华统序(绪)的最大特点,即中华的治统序列就像一条没有中断的线,传承有序、一以贯之。乾隆所说的中华统序,就是指中华帝系。他认为,在中华帝王谱系中,应该包括正统王朝和“偏安之国”的两种帝王;而在“偏安之国”中,也绝非只有辽金帝王。乾隆举例说,从汉昭烈帝刘备(乾隆以刘备为东汉正统,曹操属摈弃之列)到唐高祖李渊统一中国,时间相隔300余年,其间常有英明强悍的帝王和节省勤俭的君主出现。比如北魏雄踞黄河以北,地广势强。道武帝、太武帝经常思考为政的道理,尊儒重佛,兴学重教,养育人才,大修水利,怎能把他们放在一边不管不问?再比如,五代的50余年间,后周的世宗柴荣就是一位贤能的君主,这样的人,不酌量入祀,怎能让千秋公论服气?此外,乾隆还仿效康熙帝作法,认为东汉的桓、灵二帝对汉献帝的亡国负有重责应撤出罢祀。唐宪宗的被害和金哀宗的亡国并不是他们由于无道失德造成的,应予正名,准予入祀。
    乾隆五十年春,乾隆皇帝第六次亲祭历代帝王庙,正式增加了东晋、南北朝、唐、五代、金等25位帝王入祀,撤出了东汉的桓、灵二帝。至此,历代帝王庙入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达188位(包括乾隆元年入祀的明建文帝),除那些昏黯之君外,基本体现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帝系传承。亲祭当天,乾隆驻跸圆明园,又写了一篇《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重申他四十九谕旨中的思想,要求再建两座御碑,一座镌刻他的《礼成恭记》,另一座设为无字碑。无字碑的可能寓意是我已经为历代帝王庙画上了句号,无需后人再作评论。乾隆之后,国势渐衰,庙祀不振,只在西跨院修建了一座关帝庙,加上东西配殿从祀的79位名臣,刚好80位,为历代帝王庙增添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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