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帝尧时代的中国(2)
http://www.newdu.com 2024/07/01 10:07:35 光明网 梁枢 参加讨论
戮力同心传薪火 主持人：谢谢李先生。按照本刊“文化名人故里行”栏目的惯例，下面我们请专程从山西赶来的当地领导发言。然后，再请学者进行学术回应。 王国平（中共襄汾县委书记）：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境内，帝尧文化影响深远。几千年来，大量的帝尧故事、古地名来历、民间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滋润和影响着这方土地、这里的文化生活。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名片和灵魂。我们襄汾县委、县政府深刻认识到陶寺遗址的重要性。去年以来，围绕省、市根祖文化建设的定位和总体部署，我们按照“文物是基础、发展靠旅游、升华在节庆”的工作思路，大力宣传陶寺帝尧文化，举办了首届中国·陶寺帝尧文化旅游节。我们希望通过大力度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陶寺帝尧文化，了解临汾，了解襄汾，加快文物的保护利用，加快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把襄汾打造成根祖文化旅游胜地，打造成中华民族寻根祭祖的精神家园，以此推动全县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刘合心（山西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临汾市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主任）：以陶寺遗址为载体的尧文化是襄汾、是临汾、是山西，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来，临汾市成立了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办会刊，开网站，组织撰写出版尧文化著作。推出了大型音乐舞蹈史剧《尧颂》，举办了首届“中国·临汾尧文化高层论坛”。在保护开发上，我们着重抓了陶寺和尧陵，陶寺国家遗址公园项目已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旅游开发是使考古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的最好办法。尧陵景区总面积为10平方公里，陵区核心工程已完工，祭祀大殿业已封顶，二期工程的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行将建成全国一流的集文物保护、祭祀拜谒、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历史文化旅游胜地。 科学理论是陶寺考古能否取得持续成功的关键。在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欢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来临汾主持研讨。这样的研讨活动要多次举办，应做到“三要三不要”，即：一不要受地域所限，要客观公正地认识尧文化；二不受门户所限，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尧文化；三不要受成论所限，要创新发展地探讨尧文化，这是对历史的负责。 陶寺遗址在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地位与意义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光明日报国学版组织策划襄汾县领导与专家共谈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文化遗产，是一种新颖的宣传模式。目前随着年轻化、知识化程度的提高，各地地方领导对当地的文化遗产考古发掘和文博事业越来越重视，自觉地将当地的古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提高到促进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国历史文化当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来分析看待，立意高远。在学术界，中国文明的起始年代存在不同的认识。国外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文明从依据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开始算起；国内主流学者认为从“禹传子家天下”开始，约距今四千年前。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基本上是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和相关文献中关于黄帝、炎帝传说大致估计出来的年代，尚有待于学术实证的强有力支撑。因此，在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的支持下，2001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任务是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路径、机制、特点，直面中华文明五千的历史问题。参加的十几个一级学科当中，以考古学为基础，各个学科相结合，用考古资料证明中国从何时开始进入到初期文明，不仅向中国人证明，更向全世界证明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99年陶寺遗址在经历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规模发掘之后，重新开始考古发掘工作。我们考古所将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放在中华文明起源关键遗址的视角下来开展工作。梁星彭先生首先发现中期城址。2002年何驽接手后，从聚落形态考古的角度，利用大规模的钻探与适当的发掘，对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进行探索，大致摸清了城址的范围、城内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礼制建筑区、王族墓地、大型仓储区等功能区划。同时通过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了解临汾盆地各个时期文化遗址分布状况，尤其是陶寺文化遗址群的分布状况，为我们展示出陶寺文化社会组织立体的图景。此外，陶寺遗址出土了少量文字资料、铜器，表明传统文明要素中的冶金书和文字在陶寺已经存在，各种文明的诸要素基本齐备，这是在同时期大型聚落中绝无仅有的。陶寺遗址上述新发现，为探索中华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区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证据。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支柱，而且是位于中原地区的支柱。它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机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 陶寺遗址在晋南的兴起，表明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并不局限于豫西地区，应当处于豫西晋南，甚至包括陕西部分地区的大中原。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比较，黄河中游地区的大中原处于领先地位。而陶寺遗址巨大的城址、文字的使用、冶金术的使用，精神文化的发达程度，都是黄河流域最高水平，为我们论证中华文明早于距今四千年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当然，陶寺之前，中华文明起源探索还有可以上溯的空间。 中国文明起源走过了多元一体的道路。距今5000至4000年之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都在绽放这文明化的花朵，陶寺遗址是其中的一朵。但是在周围文明之花昙花一现的情境中，陶寺这一朵却在中原地区持续绽放，且越开越绚丽，从一枝发展到一丛，再发展到一棵参天大树。显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核心在中原形成开始于陶寺遗址，经二里头遗址至商时期确立，西周时期得到巩固。 陶寺文化早期有许多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反映出陶寺文化早期文明形成之初，四方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这正是我提出的中华文明核心形成中的汇聚与辐射模式。在同时期中心聚落中，汇聚如此之多外来先进文化因素者并不多见。所以陶寺遗址揭示出中华文明为何能生生不息、夏商周三代为何都在中原地区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