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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帝尧时代的中国(4)


    陶寺遗址——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见证
    王克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陶寺遗址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周至秦汉时期行政区域所谓的“河东”地区,这里是黄河在晋陕高原“几”字形大拐弯的尾湾处,自然生态和地貌环境多样,能源富集,奠定了华夏文明起源的环境基础。
    河东地区历史厚重,文化源远流长。这里除了闻名中外的旧石器时代丁村遗址之外,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遗址十分丰富。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比较清晰与连续。尤其是从这里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人们使用的日用陶器一改过去仰韶文化的红陶特征,大多以灰陶和黑陶为主,彩陶消失。器形上增加了有三袋足器如斝、釜灶和稍后的鬲等新品种,说明河东地区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即早期龙山文化的原生发源地。
    《尚书·五子之歌》:“维彼陶唐,有此冀方。”唐孔颖达疏:“《世本》云帝尧为陶唐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尧以来其都不出此地。”《吕氏春秋·有始览》:“两河间为冀州,晋也。”《日知录·卷二》:“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陶寺遗址即为史载尧都平阳,地处冀州,属于龙山时代的晚期。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为我们说华夏文明形成于河东,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
    陶寺遗址绝非一般的遗址,应是当时政体联盟的政治中心所在,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的史事相合。陶寺遗址则应是唐虞“朝廷”所在之都邑。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朝代序列应从唐尧开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虞、夏、商、周皆有之。”《尚书》屡言与唐虞同在一个“朝廷”共事的夏族或夏人先祖的禹,其族和文化的起源也就自然同唐虞一样崛起于河东。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可作为我们称“华夏文明起河东”的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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