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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就是圆滑世故?看钱穆如何解读


     
    钱穆先生 
    大家都知中国人喜讲“中庸之道”,一般人以为中庸之道是指平易近人,不标新立异,不惊世骇俗,调和折衷,不走极端而言。然此等乃通俗义,非正确义。《中庸》上说: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无论何事都有两端,此两端,可以推到极处各成为一极端。在此两极端间之中间都叫做中,此一中可以有甚长之距离。所谓“中”,非折中之谓,乃指此两极端之全过程而谓之中。如言真善美,是此一极端,不真不善不美是那一极端。但此真、善、美三分,只是西方人说法。照中国人讲,此世界便是一真,不是伪,真伪不能对立。若论美丑,此世界是浑沌中立,既非极美,也非极丑。
    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看重了人的一面,则善、恶对立不能不辨。但纵是一大圣人,亦不能说他已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善。纵是一大恶人,亦不能说他是百分之百的恶。人只在善、恶两极端之“中道”上,既不在此极端,亦不在彼极端。但必指出此两极端,始能显出此中道,始能在此中道上理论有根据、行为有目标,故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若非执其两端,则中道无可见。真实可用者乃此中道,非其两端。此乃中国人所讲“中庸之道”之正确意义。
    中国文化既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而现实人生中则没有至善,也没有极恶。如从耶稣教言,上帝是百分之百的至善,但上帝不在我们这一世界上。世界上只生有一耶稣,但耶稣也只可有一,不得有二。上帝之对面是魔鬼,它是百分之百的极恶,但此魔鬼似亦不在我们这世界上。我们人类,虽说具有原始罪恶,但究竟没有到极恶的地位,人究竟与魔鬼相异。从佛教言,无余涅槃不是这世界所有,人则只在此俗界,在无休止的轮回中。但此俗界究也不便是地狱。中国人讲圣贤。但孔子大圣也说: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圣人之一生,也非百分之百尽在一至善地位上。但我们既说这个世界上有善,即不能说没有一“至善”。有善便有恶,我们不能说这世界上没有恶,便也不能说没有一“至恶”。像耶教、佛教,似乎都看重在两极端上,我们则亦要把握着此两极端,而主要运用则在此两极端之中间过程上。此一中间过程,既非至善,又非至恶。甚至有些处善恶难辨。你认它是善,我认它是恶。此等处亦会常常遇到。所以佛教、耶教所讲,似乎偏在高明处,而中国人所讲,则偏在中庸处。但抹去了其高明处,则中庸亦难见,故曰“极高明而道中庸”。
    孟子说: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舜之闻善言,见善行,其实亦只在深山野人中。不能说在深山野人之间便绝无善言善行,此等善言善行,当然非圣人之善言善行之比,但总不失其为是善。舜则一有感触,反应明快,一切所见所闻的善,便会集中到他身上来,舜则在野人中成了一善人。孟子又说: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可见舜之善都是从此世界人群中取来。人有善,我能舍己从之,与彼同有此善。此等善,皆在细微处,暗昧处,积而盛大光明,舜便成了大圣。《中庸》上亦说:
    君子之道,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及其至,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 
    当知此处说的君子之道,便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可以由夫妇之愚不肖直达到大圣大贤。并非在中庸之道之中只包括愚不肖,不包括大圣贤。又当知愚不肖与大圣贤,亦即在此中庸之道之两端,此两端一贯相通,并非相反对立。
    根据上述,再进一步申说,从愚不肖到大圣贤,此一中间过程,当然有很长的距离。今不论你站处近在那一端,若近在恶的一端,只要你心向善,只动一步或一念向善,则此一步一念便是善。如你原来站近善的一边,但你一步一念向了恶的那一边,此一步一念也即是恶。孟子说: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每一人的聪明智慧,家庭环境,生来就不同。或生长在圣贤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善的了。若他只动一念向相反方面,他那此一念也就是恶。或生在土匪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恶了,但他果动一善念,他那动念时也就是善。
    人在一刹那间都会有一念,在那一念上便可有“善”“恶”之分。因此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上;一条是堕落。所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讲善恶,应在此人生过程中,每刹那,每一秒钟之每一动念上分。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要使愚不肖能知能行,亦将使大圣贤有所不知不能。纵是愚不肖,也该在自己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纵使是大圣贤,也不能不在他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刘备诫其子说: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中庸》上说: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那隐微处,在别人无可代他用力处,在每一人之独处,最是那中庸之道之存在流行处。
    中国人又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诸位说这话是不是太严了?但依中庸之道讲,这话一点也不严。人在自然界中本也是一禽兽,可是从人道言,人在每一刹那,每一秒钟,每一念间,却都可以向着圣贤一边,或向着禽兽一边。这话要我们慢慢体会。如此所说,也可谓禽兽在这一极端,圣贤在那一极端,人则在此两端之中道上。你说我是禽兽,我可不承认。你叫我作圣贤,我也不敢当。
    但当知圣贤难做也易做,难易又是两端。天下没有极易的事,也没有极难的事。你说它难,便有一个易;你说它易,又便有一个难。孔子说:“圣则吾不敢”,这固是大圣人之谦辞,但也见圣人难做。颜渊说:“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也是讲的圣人难做。但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为,非不能”,此又是说圣人易做。
    宋代理学家中,朱子讲圣人难做,陆象山却讲圣人易做。明代的王阳明走象山的路,也说圣人易做。王学讲到后来,说到满街都是圣人。有一位罗近溪,正在讲堂讲学,正讲每人可以作圣,有一端茶童子进来,听讲人问,那童子是否也能做圣人?罗说,他早就是圣人。为何呢?那童子的职务是端杯,他把茶小心谨慎地端来,没有泼,没有翻,端上讲台,目不邪视地走了,那已百分之百尽了他的职。纵使要孔子来端这茶,孔子也这么端,不会比这童子端的更好,这已是止于至善,不能不说他已是一圣人。这也是讲圣人易做。
    人在社会上,职业有高下,却非人的品格之高下。抬轿是低职,坐轿的人是高了,但不能大家都坐轿,没人抬。我们只能说能尽职的是高,不能尽职的是低。端茶抬轿,能尽职,便是高。能尽到十分,那便是圣人。饮茶坐轿,不能尽职却是低,反不能和端茶抬轿的相比。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你端茶抬轿能尽职,岂不易吗?但要你治国平天下能尽到十分职,那岂不难吗?
    责任有难有易,难的责任不能尽,不如退而尽其易。孔子不能救春秋;孟子不能救战国,退而讲道,却救了后世。后世群推孔子孟子为大圣贤。那端茶童子要他登台讲学,他不能,但他能尽了他端茶之职与道。就此一端上,罗近溪说他已是圣人,也非无理。诸葛孔明说:“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那端茶童子却能淡泊,能宁静,定心做一端茶童子,不想奔竞他所不能尽之职。若使人人如此,那社会也就不同。
    佛教讲成佛,是不易的,要成佛,先要做菩萨。做菩萨有十地,从一地菩萨做起,有十个不同阶段,一生来不及,再待下世转生,不晓得要再经历几代几生,还未到达成佛阶段。这道理是高了,但不是人人所能。中国人来讲佛道,却讲成“即身是佛”,“立地成佛”,又从极难处通到极易处。这虽像是惊世骇俗之谈,却也是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
    中国的高僧们,把佛教“中庸化”了。甚至不须出家,不须关在和尚寺里尽打坐,禅宗祖师们便是讲了这些话。如此推说,今天诸位上飞机空中去,即是一番大修养。下了飞机,若能懂得你在驾驶飞机时那一番心态,善保勿失,诸位实也可以成佛做圣人。若诸位不肯信,那则是道在迩而求诸远,只有入深山禅院中去,始可成佛。只有枕经藉史、博古通今,始可作圣。既不是人人可能,亦即非中庸之道。
    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从人人所能,做到人人所不能处去。要从人人处处时时念念中去做,那才是用其中于民之中道。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人人能做,当下能做。人人当下可得一满足,然而仍要有一个不满足,永远不能满足。不要说各人的一辈子,纵使再隔了三千年一万年,依然不得有满足,那一道则总还在前面,还要人不断去做。不像进了天堂,接近了上帝,成了佛,进入了涅槃,便可一了百了,无所事事。但这不是中国人讲道讲得过高了,即如天地,也一般。好好的光天化日,忽然来了一阵台风,我想上帝心里也会感到抱歉,佛菩萨也会感到无奈何。《中庸》上又说:
    虽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 
    惟其如此,所以此道无止境,永不能满足,但又要人人当下即得一满足。此一满足,乃是我们行道之第一步。此一步,即已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要能从此一步不息不已永远向前,虽是人人能做,却谁也不能一刻不做。虽是谁也懂得当下该如何做,但又谁也不晓得永远无穷之将来又如何做得尽。在永远无穷之将来以后,还有一永远无穷之将来。则此永远无穷之将来,也将如今日般,人人可以起步,但谁也不得停步。所以中庸之道是悠远的,博厚的,高明的,人人能知能行,而又有圣人所不知不能者存在其间。此道之所以可久可大。则正在此。
    *本文节选自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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