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维吾尔族的「文正公」——元儒廉希宪的儒学思想与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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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元儒廉希宪的儒学思想与政治实践 作者：韩星 来源：《原道》第37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闰四月初九日甲戌 耶稣2020年5月31日  （廉希宪像) 内容提要：本文对元初维吾尔儒臣廉希宪的儒学思想与实践进行梳理。廉希宪，性至孝，有仁爱，自幼生长在汉地，从小研习孔孟之道，谙熟儒家治道、时中、经权之道，以儒家复三代之治，实现“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为最高理想。 主政各地，形成了以儒治国的具体实践：重用儒士，提倡文教；敢言直谏，无少回惜；刚正不阿，忠诚贤良；坚持正义，不畏权贵；施行仁政，德化广被；为官清廉，鞠躬尽瘁。 廉希宪虽然有较深的儒学造诣，但主要是一位政治家而非一味纯粹的学者。廉希宪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儒家思想，在政治生活尽心竭力地实践儒家治理之道，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数民族身份的儒者、儒臣。 加强研究，积极传播。廉希宪的儒学思想与政治实践历史影响深远，历代评价很高，多元文化交流融汇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 关键词：廉希宪；儒者；儒臣；儒学思想；政治实践； 一、引言 廉希宪（1231—1280），名希宪，一名忻都，字善甫，畏吾儿（维吾尔）族，大蒙古国至元朝初年著名理学家、政治家。 廉希宪祖上均为高昌大臣，其父布鲁海牙就非常喜欢汉学，窝阔台时官拜燕南诸路廉访使，于是仿效以官为姓的华夏传统，让子孙都以廉为姓。廉希宪幼魁伟，举止不凡。成年后，爱好经史。十九岁时，入忽必烈藩邸，被称为“廉孟子”。 元宪宗四年（1254），任京兆宣抚使，首请用许衡提举学校，教育人材。从忽必烈攻南宋鄂州，请尽释军中所俘儒士。宪宗死，劝忽必烈北归即位。 任京兆、四川宣抚使，平定刘太平等叛乱。旋以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力拒阿里不哥将浑都海进攻。任中书平章政事时，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至元七年（1270），罢相。 至元十一年（1274），起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次年，元军取南宋江陵，忽必烈令廉希宪行省荆南。他至荆南后，禁剽掠，录用故宋官吏，发仓粟赈饥，兴学校、选教官。后因病召还。至元十六年（1279），复受命领中书事，但病情日重。 至元十七年(1280年)，廉希宪病逝，年五十。累赠推忠佐理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恒阳王，谥号“文正”。廉希宪父子曾被封为魏国公，今北京魏公村的地名由来就得名于廉希宪。 二、廉希宪的儒学素养 廉希宪从小就有仁爱之心。《元史·廉希宪传》载：“幼魁伟，举止异凡儿。九岁，家奴四人盗五马逃去，既获，时于法当死，父怒，将付有司，希宪泣谏止之，俱得免死。” 当他父亲要把盗马的家贼交给官府，按照当时法律，这些人会被处死。年仅九岁的廉希宪哭着劝谏父亲不要报官，挽救了这些人的性命。  （经史子集) 廉希宪自幼生长在汉地，习汉文化，善骑射，奉命与阔阔等同师事名儒王鹗。王鹗是被蒙古所灭金朝的末代状元，饱学硕儒，道德文章，名重一时。“师教之以经，辄掇其要言，试诸行事。” 廉希宪勤奋好学，笃好经史，手不释卷。1249年中随父北觐，入忽必烈王府为宿卫（怯薛），是年十九岁，“天资沉毅，临大事不可夺，其亷正有大臣风节。”忽必烈“目其多质，有威容，论议宏深，恩顾殊绝”，甚为赏识。 有一天他正在读《孟子》，闻忽必烈召，便怀揣着书入见。忽必烈问所持何书，答曰《孟子》，又“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 他大概向忽必烈讲了《孟子》一书中的性善论、义利之辨、仁政暴政之辨等，得到忽必烈的赞许，还称他为“廉孟子”，他就因此出名了。 元人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和元人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均提到了廉希宪“陈王道”和“不忍一牛，恩充四海”。这与前面的三点共五点涵盖了《孟子》的主要思想，说明希宪对《孟子》确有深研。 据学者推测：廉希宪年少时或许是在燕京的太极书院习读《孟子》的。后来，廉希宪身为地方大员，仍然勤奋好学，“明经读史，凡义理精粗，事务得失，研究纤密，必归于是而后已”，他给自己住所书房写上“止善”的匾额。 至元十六年（1279）春，忽必烈诏廉希宪复入中书，时病已重，皇太子遣侍臣问疾，因问治道，希宪说：“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政，群小阿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 当时阿合马当权，得到世祖宠信，希宪无力挽回，故对太子这样说，算是一种政治遗言。 廉希宪熟悉儒家的时中、经权之道，并运用在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据《新元史·廉希宪传》载，蒙古国宗王塔察儿，东道诸王的之长，忽必烈要夺得汗位，首要争取他，廉希宪则主动请缨担当游说重任。 当塔察儿宴请希宪，希宪从容地说，忽必烈“属尊望重，发言推戴，谁敢不协？”塔察儿接受了他的建议。回来后报告给忽必烈，忽必烈吃惊地说“此大事，卿何轻率如此！” 廉希宪从容回答：“《论语》谓：‘时然后言’，臣所言亦惟其时耳。”这说明廉希宪熟悉《论语》，能够以孔子的时中之道应对裕如。  （孔孟之道) 《元史·廉希宪传》还记载廉希宪处理刘太平、霍鲁海造反事件： “初分汉地为十道，乃并京兆、四川为一道，以希宪为宣抚使。太平、霍鲁海闻之，乘驿急入京兆，密谋为变。后三日，希宪至，宣布诏旨，遣使安谕六盘。未几，断事官阔阔出遣使来告： 浑都海已反，杀所遣使者朵罗台，遣人谕其党密里火者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使各以兵来援，又多与蒙古军奥鲁官兀奴忽等金帛，尽起新军，且约太平、霍鲁海同日俱发。 希宪得报，召僚属谓曰：‘上新即位，责任吾等，正为今日。不早为之计，殆将无及。’遣万户刘黑马、京兆治中高鹏霄、华州尹史广，掩捕太平、霍鲁海及其党，获之，尽得其奸谋，悉置于狱。复遣刘黑马诛密里火者，总帅汪惟正诛乞台不花，具以驿闻。 时关中无兵备，命汪惟良将秦、巩诸军进六盘，惟良以未得上旨为辞，希宪即解所佩虎符银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办吾事，制符已飞奏矣。’又付银一万五千两，以充功赏，出库币制军衣。惟良感激，遂行。 又发蜀卒更戍及在家余丁，推节制诸军蒙古官八春将之，谓之曰：‘君所将之众，未经训练，六盘兵精，勿与争锋，但张声势，使不得东，则大事济矣。’ 会有诏赦至，希宪命绞太平等于狱，尸于通衢，方出迎诏，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征调诸军、擅以惟良为帅等罪，帝深善之。曰：‘《经》所谓行权，此其是也。’” 当时京兆叛军谋反，远离京都，情况紧急，来不及报告朝廷，廉希宪果断采取措施，成功平定叛乱，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事件平复后他向忽必烈自劾诸“罪”，而忽必烈“深善之”，认为他做法符合儒家的经权之道，也说明忽必烈、廉希宪臣都精通儒家思想的精义。 廉希宪性至孝，父母去世恪守儒家丧葬礼仪。“至元元年，丁母忧，率亲族行古丧礼，勺饮不入口者三日，恸则呕血，不能起，寝卧草土，庐于墓傍。 宰执以忧制未定，欲极力起之，相与诣庐，闻号痛声，竟不忍言。未几，有诏夺情起复，希宪虽不敢违旨，然出则素服从事，入必缞绖。及丧父，亦如之。” 母亲去世后他弃官家居守制，行古丧礼，痛苦呕血。不久，忽必烈下诏让他上朝处理政事。对皇帝的诏令，他不敢违背，但守丧期还没有结束，不得已任素服办公，回到家则穿上丧服为母亲尽孝。后来他父亲去世时，他也坚持这么做。 廉希宪还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反对迷信巫卜方士，在京兆宣抚使任上，“有民妻与卜者厌诅其夫，杀之，狱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卜者宜减死，希宪议当伏法，已而大雨立应。” 又有一次，有人给忽必烈提出请方士烧炼大丹，忽必烈遂命中书省供应方士炼丹所需一切。这事让廉希宪知道了，他立即以具以秦始皇迷信方士，汉武帝沉迷神仙的历史上奏，并说：“尧、舜得寿，不因大丹也。”忽必烈认为他说的对，就取消了这件事。 廉希宪对忽必烈尊礼佛教不以为然，他与忽必烈有一段对话：“时方尊礼国师，帝命希宪受戒，对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当时，忽必烈尊西藏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也让廉希宪受戒信佛，廉希宪的回答，一方面含蓄地批评忽必烈过分礼佛，又巧妙地表达了他是孔子的信徒，信奉儒家君臣父子之道。由此也可见，廉希宪的主体思想是孔孟之道。 廉希宪以儒家复三代之治，实现“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为最高理想。至元初年，忽必烈对廉希宪说：“吏废法而贪，民失业而逃，工不给用，财不赡费，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为相，朕无此忧。” 廉希宪谦虚地回答：“陛下圣犹尧、舜，臣等未能以皋陶、稷、契之道赞辅治化，以致太平，怀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 并在临终诫其子曰：若“谓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为不可及，是自弃也。天下事苟无牵制，三代可复也。”可以看出，廉希宪始终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三代贤臣自期，最终追求尧舜太平之治。 廉希宪还以儒家“天下一家”的大同思想来处理政事，缓和民族对立。据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载：蒙古人占领江南之初，宋朝原来的官员“咸怀惊疑，阴有去志”，廉希宪下车伊始，就与臣僚商议录用宋朝旧官吏作为宣抚、制置两司的幕僚，“以备采访”，但他的左右臣僚提出疑难。 廉希宪解释说：“天下一家，皆大元臣子也，君等勿疑。”于是“择可与论议者二十余员，访逮物情，随材录用，人心感激，怀服威惠。不数月，政化大行。” “天下一家”出于《礼记·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论语》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这一境界的简洁表达。 廉希宪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官员，能够在行政中超越民族偏见，以儒家“天下一家”的理想境界治理新占领之地，尽管其理想在元朝没有实现，对他来说也难能可贵。  （《礼记》) 三、廉希宪以儒理政的实践 （一）重用儒者，提倡文教 与廉希宪一同得到忽必烈任命来到关中担任劝农使的姚枢是当时名儒、理学家。金朝末年，蒙古军破许州城，姚枢到燕京投靠杨惟中，被引荐给窝阔台汗。 皇子阔出统兵攻南宋，姚枢随杨惟中访求儒、道、释、医、卜等类人才。蒙古军陷德安，他从俘虏中访得名儒赵复，从赵复处尽得程朱传注诸书，始攻习理学，并力劝赵复北上讲学授徒，使理学北传。 姚枢曾经出任燕京行台郎中，旋即弃官隐居于辉州苏门精研理学。海迷失后二年（1250），忽必烈召姚枢至漠北访问治道，他陈述儒家传统的帝王之学、治国之道，深受器重。廉希宪又遣使传忽必烈令旨征聘大儒许衡为教授，复保举为京兆提学。 许衡，字仲平，号鲁斋，世称“鲁斋先生”，怀庆路河内县人。自幼勤读好学，之后为避战乱，常来往于河、洛之间，从姚枢得宋二程及朱熹著作，与姚枢及窦默相与讲习，三人被称为“元代三儒”，而其中就有两人与廉希宪会聚关陕。 元宪宗四年（1254），忽必烈“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许）衡为京兆提学。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许）衡来，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 忽必烈任命其为京兆提学，即是廉希宪保奏。“廉希宪宣抚京兆，聘许衡教授生徒。”在行政之暇，廉希宪“延访耆宿，如鲁斋许公、雪斋姚公，咸待以师友。” 他酷爱读书、藏书。他在陕西樊川“买田筑室少陵原之阳，藏书二万卷，日与司徒许文正公、紫阳杨先生讲学”，与姚枢、许衡请教治道，探讨济世安民之策。 据《元史·廉希宪传》载，己未（1259），“宪宗驻跸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宪入籍府库。希宪引儒生百余，拜伏军门，因言：‘今王师渡江，凡军中俘获士人，宜官购遣还，以广异恩。’世祖嘉纳之。还者五百余人。” 廉希宪请求以官钱赎军士所俘儒生释放还家，忽必烈许之，解放了五百多名儒生。他还救了真定名士李盘一命。宪宗蒙哥去世后，“阿里不哥构乱北边，遣脱忽思发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盘尝奉庄圣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讲读，脱忽思怒盘不附己，械之，希宪访盘于狱，言于世祖而释之。” 冯梦龙《智囊·上智》记载了廉希宪礼贤下士的一则故事： 廉希宪“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谒，公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褴缕冠衣，袖诗请见。公亟延入坐语，稽经怞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弟希贡问曰：‘刘整贵官而兄简薄之，诸生寒士而兄优礼之，有说乎？’ 公曰：‘非尔所知也。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然背国叛主而来者；若宋诸生，何罪而羁囚之？今国家崛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冯梦龙在此条下评论说：“不惟兴文，且令知节义之重，是具开国手段者。”认为廉希宪此举不只振兴文教，而且提倡节义，这才真是国家开创期应有的治理之道。 廉希宪重视提拔汉人儒士，先后举荐、辟用人才颇多，如郭昂、张础、孟祺、张雄飞等。郭昂，“习刀槊，能挽强，稍通经史，尤工于诗”，“至元二年，上书言事，平章廉希宪材之，授山东统军司知事。” 张础，“业儒，丙辰岁，平章廉希宪荐于世祖潜邸。”孟祺，“业儒，有节行……廉希宪、宋子贞皆器遇之，以闻于朝，擢国史院编修官。” 张雄飞，字鹏举，琅琊临沂人，金末战乱中与父母离散，辗转至大都（今北京），学会蒙古语等多种民族语言，“至元二年，廉希宪荐之于世祖，召见，陈当世之务，世祖大悦。” （二）犯言直谏，无少回惜 廉希宪从小追随忽必烈，在潜邸时就经常犯言直谏，忽必烈多所容受。忽必烈即帝位之后，廉希宪仍然“每奏议帝前，论事激切，无少回惜”，一次忽必烈对廉希宪说：“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为天子臣，乃尔木强耶？” 廉希宪回答说：“王府事轻，天下事重，一或面从，天下将受其害，臣非不自爱也。”廉希宪就是这样以天下为己任，而不以君王权位为转移，不看君王脸色行事，不逢迎讨好，直言敢谏。 廉希宪在任中书平章政事期间，当时的丞相史天泽被人诬告说要谋反，忽必烈一听，马上就要下令罢免史天泽，并要依法制裁。廉希宪挺身而出，极力为史天泽解释： “天泽事陛下久，知天泽深者，无如陛下。始自潜籓，多经任使，将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为辅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当熟察其心迹，果有肆横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预此旨，他日有讼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备员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泽既罢，亦当罢臣。” 听了廉希宪这番话，忽必烈想了想，觉得廉希宪的话不无道理，于是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卿且退，朕思之。”第二天，忽必烈对廉希宪说：“昨思之，天泽无对讼者。” 就这样，廉希宪救了史天泽一命。“又有讼四川帅钦察者，帝敕中书急遣使诛之。明日，希宪覆奏，帝怒曰：‘尚尔迟回耶！’对曰：‘钦察大帅，以一小人言被诛，民心必骇，收系至此，与讼者廷对，然后明其罪于天下为宜。’诏遣能者按问。其后事竟无实，钦察得免。” 廉希宪此举不仅救了一位地方大员的生命，更坚守了法律的公正，避免了冤假错案，稳定民心。  （疆域区划) 他还经常提出积极建议，曾建言实行“迁转法”：“国家自开创已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部下，都邑长吏，皆其皁隶僮使，前古所无，宜更张之，使考课黜陟。” 蒙古国时期，实行诸侯世守制，“凡纳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军官名号不一，职位世袭，其子孙对部下和都邑长吏都像皁隶僮使一样，他们也不重视治理所占之地，不考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廉希宪建议，应该实行考课制，根据政绩黜陟。忽必烈接受了廉希宪的建议，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不再承认世袭军职、世掌固定军队的权力，军官均由朝廷调派，将领也经常调动。 廉希宪还建议中央设立监察机构御史台，地方设立提刑按察司，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察。至元五年（1268），在廉希宪的建议下，朝廷始建御史台，继设各道提刑按察司。权臣阿合马立刻站出来质问廉希宪：“庶务责成诸路，钱谷付之转运，今绳治之如此，事何由办？” 希宪回答道：“立台察，古制也，内则弹劾奸邪，外则察视非常，访求民瘼，裨益国政，无大于此。若去之，使上下专恣贪暴，事岂可集耶！” 廉希宪认为立台察是古制，有益于国政，如果没有监察机构，就会形成大小官吏专权恣肆，贪暴横行。说得阿合马无言以对。这实质上是监督阿合马的，所以他对此极为不满。 忽必烈采纳了廉希宪的建议，至元五年（1268）七月癸丑，朝廷立御史台，忽必烈下诏说：“台官职在直言，朕或有未当，其极言无隐，毋惮他人，朕当尔主。”元朝御史台的职权较大,可谏言皇帝、监察百官、追理财赋，有利于加强吏治，防止腐败。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廉希宪还不忘规谏皇帝。廉希宪病重，忽必烈诏征名医为他诊病，他服了药能扶杖起来走动，忽必烈欢喜地对他说：“卿得良医，疾向愈矣。”他则回答说：“医持善药以疗臣疾，苟能戒慎，则诚如圣谕；设或肆惰，良医何益。”这是借此事来谏劝忽必烈察纳雅言。 （三）刚正不阿，忠诚贤良 廉希宪为忠良之臣，颇得忽必烈信任。中统二年（1261）春，希宪奉诏还朝，入中书省，与诸宰执同议政务；五月，新命宰执官，授中书平章政事。 原定与王文统同行省燕京，因商挺遣使入奏谓“关陕重地，大乱之后，余风有未殄者，非廉希宪不能镇抚中外”，忽必烈遂命廉希宪行中书省于陕西、四川。 希宪“益励忠贞之节，殊深端揆之方，其于赞襄不为无补。”中统三年（1262）二月，益都行省长官李璮乘忽必烈倾全力与阿里不哥南犯之机，举兵反叛。李璮岳父王文统，时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颇得忽必烈信任，因与李璮书信交通，被忽必烈杀死。 由于廉希宪曾经荐引王文统，“平章赵璧素忌希宪勋名，因言文统由张易、希宪荐引，遂至大用，且关中形胜之地，希宪得民习，有商挺、赵良弼为之辅，此事宜关圣虑。帝曰：‘希宪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虑焉？’”因廉希宪从小就追随忽必烈，深得忽必烈信任。 赵璧不甘心，他得知南宋降将费寅因饮酒误事，被廉希宪重责，心怀不满，有不敢发作，便趁机鼓动费寅上奏： “蜀人费寅以私憾诬廉希宪、商挺在京兆有异志者九事，以良弼为征。帝召良弼诘问，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无是心，愿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释。会平李璮，得王文统交通书，益有疑二臣意，切责良弼，无所不至，至欲断其舌。良弼誓死不少变，帝意乃解，费寅卒以反诛。” 有四川人费寅诬告廉希宪，其下属赵良弼长期受其感化，宁死不诬陷廉希宪，最后费寅因反被诛。 至元七年（1270），廉希宪患病，忽必烈派遣医生三人诊视，医生说须用砂糖做药引，家人到处寻求，阿合马送去二斤，廉希宪拒收，还说道：“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终不以奸人所遗愈疾也。”忽必烈听说后，遣人送去砂糖三斤。 廉希宪为官刚直不阿，也影响了其臣下，如陈思济， “幼读书，即晓大义，以才器见称于时辈间。世祖在潜邸，闻其名，召之以备顾问；既即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世祖以京兆为国重镇，命廉希宪等行中书省于陕西。思济实与偕行，多所赞画。 中统三年，诏诛王文统，召廉希宪入中书，思济还，仍掌敷奏。事无巨细，悉就准绳，姚枢、许衡皆器重之。会阿合马入省，耻其位在希宪左，每欲肆意而行，希宪守正不从。及希宪去位，省臣晨集，掾属皆惮阿合马，莫敢前。 思济独先以文牍进，阿合马辄于希宪位署押，思济遽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马怒目视之，众为之惧，思济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从希宪行省山东，未几召还。” 陈思济是廉希宪的得力助手，在廉希宪行中书省于陕西时出谋划策，特别是廉希宪与奸臣阿合马的斗争中，陈思济始终坚定地站在廉希宪这边，像廉希宪一样“守正不从”，成为元代重臣。  （陈思济) （四）坚持正义，不畏权贵 阿合马善于阿谀逢迎，深得忽必烈信任，当时主要掌理财政，“在位日久，益肆贪横，……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逋赋不蠲，众庶流移，……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但廉希宪不畏权贵，不怕打击报复，在任中书平章政事期间，阿合马一伙大概由于内部分赃不均，“其党相攻击，帝命中书推覆，众畏其权，莫敢问。希宪穷治其事，以状闻，杖阿合马，罢所领归有司。” 尽管忽必烈已经下了命令，让中书省进行调查，但是大家害怕阿合马的权势，没有人敢过问。这时廉希宪站了出来，进行了详细调查，写成状子报告给忽必烈，阿合马因此受到仗责处罚，忽必烈还收回了他的一些权力。当时木华黎后人嗣国王头辇哥奉命管理辽阳，有人报告说他扰民不便。 至元十一年（1274）二月,忽必烈命廉希宪以中书右丞行省事于北京。行将上任，廉希宪向忽必烈告别，忽必烈赐坐，语重心长地说： “昔在先朝，卿深识事机，每以帝道启朕。及鄂汉班师，屡陈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实宜为，顾退托耳。辽编户不下数万，诸王、国婿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镇，体朕此意。” 意思是要他防东道诸王、驸马跋扈或生异心。这又给了廉希宪一个难啃的骨头，但他没有退缩。辽阳是诸王、国婿分地所在，个个权势显赫，肆意扰民，朝廷命官不敢管，而这些亲王传令旨，官吏要得站立听宣。廉希宪到任之后，先革去官吏要得站立听亲王令旨的规定，煞了煞诸王的威风。 有一个西域人自称驸马，把城中的一个有钱人抓走了，说是欠了他祖父的债，逼其偿还。廉希宪得知此事后，马上下令拘捕他。这驸马很不服气，骑着马蛮横地闯入省衙。 廉希宪马上命人将他拉下马，并质问他说：“按照法律，没有人有权力私设公堂。你是何人，胆敢随意拘禁百姓？”立刻要把他抓起来，驸马吓得跪地求饶。这时国王头辇哥得知此事后，也前来替驸马求情，廉希宪这才让他回去等候传讯。结果，驸马吓得连夜逃跑了。 又有一次，大公主同国婿去京师，途经辽阳，在郊外狩猎，践踏庄稼，侵扰百姓。廉希宪当面向国婿讲道理，并表示要向皇帝奏明。国婿害怕，来求公主，公主设宴求希宪，表示愿出一万五千贯钱偿还百姓，但不要上奏。从此以后，诸王贵族经过辽阳，再不敢放纵。 由于廉希宪不畏权势，对诸王、国婿的坚决斗争，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制止了他们的违法活动，“自是贵人过者，皆莫敢纵”，朝廷也下诏让“国王归国”，让希宪“独行省事”，赋予他更大的权力治理辽阳。由此也体现了廉希宪“丈夫见义勇为，祸福无预于己”的大无畏精神。 （五）施行仁政，德化广被 至元十二年（1275），阿里海牙攻取江陵，奏请派朝廷重臣开府镇之。忽必烈急召希宪，命以中书右丞行省荆南，并令希宪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宪冒着暑热，疾驱至江陵，阿里海牙率部属望拜郊外迎之。 时元军取江陵未久，秩序未立，“政无纲纪，士卒纵横，剽夺商贩，城门昼闭，灯火禁严，民心惊疑，生意萧索。”廉希宪到江陵“即日禁剽夺，通商贩，兴利除害，兵民按堵”，政事初具，人心始安。 宋人曾在江陵城外蓄水环城以为守御，希宪令决之泄入江河，“得良田数万亩，以为贫民之业。”沙市有积米二十万斛未收入官籍，即发以赈公安县饥民。在局势稳定，民心安定后，廉希宪就对臣下说“风教不可后也。” 于是“大兴学，选教官，置经籍，旦日亲诣讲舍，以厉诸生”，并撤官屋，恢复竹林书院，捐书万四千卷，来学者日增。 由于他的德政声名远播，思州、播州土官田、杨二氏及宋重庆守官赵定应（四川制使）均遣使越境前来约降。消息传到忽必烈耳里，忽必烈对臣下说：“国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见也。希宪坐致数千里之坚城劲士，其仁政为何如也。” 国家不用一兵一卒而得地，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现在廉希宪政声远闻，让几千里外的人自愿奉送土地，可见其仁政的功效有多大了。 有一个江陵的儒生写了一部书，被关吏查获，送交官府，但不敢发行，就上交到中书，由枢密大臣交给皇帝，其中有几句话这样写道：“归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镇荆南，岂惟人渐德化，昆虫草木，咸被泽矣。” 忽必烈读到这里，不由赞叹到：“希宪不嗜杀人，故能尔也。”这是廉希宪广施仁政，安抚新民，实践孔子富而教之，孟子仁政德化的结果。  （千里江陵) （六）为官清廉，鞠躬尽瘁 儒臣王恽在《廉平章廉能合复用状》中赞扬廉希宪清廉：“治装琴书之外，一无长物”，“诚清白之相，乃有为之材也。”当时有回回人匿赞马丁（宪宗朝燕京行尚书省官）为怨家所告在囚，被廉希宪释放，惹怒忽必烈，希宪请辞职，遂于至元七年正月被罢。 罢官之后，廉希宪“杜门养德，谈经讲道，课试诸子。然食顷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则喜见颜间，一令害人则戚不能寐。”显示了他居庙堂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的精神。 有一天，忽必烈问近臣，希宪居家何为？侍臣以读书对。忽必烈说：“读书固朕所教，然读之而不肯用，多读何为？”这时阿合马乘机在忽必烈面前进谗言：“希宪日与妻子宴乐尔。”忽必烈脸色一变，斥责道：“希宪清贫，何从宴设！” 在治理荆州时，廉希宪曾收留宋朝故宣抚、制置二司幕僚中能干事者二十余人，因材任用。这些人为了感激他，赠他珍宝玩物。 “时宋故官礼谒大府，必广致珍玩，希宪拒之，且语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迁擢，当念圣恩，尽力报效。今所馈者，若皆己物，我取之为非义；一或系官，事同盗窃；若敛于民，不为无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谢去。” 廉希宪说了上面一段话，他首先讲明自己与朝廷的关系。自己是朝廷命官，代表皇帝来治理一方，有权任用提拔官吏，但那是圣上的恩典，而非他个人行为，被提拔使用的官员不应感谢自己，要努力尽职尽责，报效朝廷。 其次，他分析了行贿的弊端。如官员用自己的钱财来行贿，就会陷收受钱财人于不义之地；如拿公家的钱财来送礼，则等同于贪污侵吞国家资财，行贿者与受贿者必将同罪；如用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送礼，更要罪上加罪了。 一席话说得既语重心长，又清澈透亮，不能不使行贿者惭愧万分，幡然悔悟，改邪归正。他拒绝接受诸官献金银财宝，但所献俘获男女则受之而释归，被释者遂自称“廉民”，可谓语义双关。 在行省荆南时，廉希宪日夜操劳，加上江南暑热，水土不服，久病不愈，近臣董文忠向忽必烈进言：“江陵湿热，如希宪病何？” 至元十四年（1277），忽必烈召希宪返都，“江陵民号泣遮道留之不得，相与画像建祠。希宪还，囊橐萧然，琴书自随而已。帝知其贫，特赐白金五千两、钞万贯。” 四、结语 廉希宪生前和身后，人们对他评价甚高。与廉希宪同时的丞相伯颜曾经说过：“廉公，男子中真男子，宰相中真宰相也。” 张三丰本名张君宝，早年深受廉希宪教诲和帮助，如沐春风，后来写过一首长诗《呈廉阁老》，对廉希宪作了发自内心的赞美和讴歌，诗云： “真人不露真，玄门不露玄，方士乃何物，自献徒纷然。尧舜享高寿，无为静也专，几曾饵金石，而乃得遐年。我爱廉夫子，忠悃心拳拳，上书攻异教，肝同铁石坚。吾家有二老，至今作天仙，子房师辟谷，志和隐钓船。 素与天子近，不谈汞与铅，功成身勇退，英雄则有焉。帝王自有事，岂在白云边，凡为大臣者，孔戒必当先。我爱廉夫子，正气如孟贤。” 张三丰在诗中说廉希宪“正气如孟贤”，是说廉希宪的一身正气，犹如孟子的浩然之气在身，不愧为“廉孟子”之称。 另一首《送廉公之江陵》，“我有老亲，头已白矣。我得微官，公之德矣。公自爱才，我非贪禄。公往江陵，民皆受福。” 大概是廉希宪任江陵府之职时，经过中山，寻访故地，与友人张三丰小聚，张三丰为他写的一首送别诗。诗中期待廉希宪到江陵，老百姓会受其福祉。  （张三丰) 元代著名文学家、儒臣元明善曾赞扬到： “廉希宪清忠粹德，文武元臣。早以门阀之贤，入膺寄托之重。非诗书不陈于上前，非仁义不行于天下。忧国忘家，爱民如己。西靖秦蜀，东极青齐，北清辽碣，南镇荆湖。 在中书者，曾几何年，而能立大法，销大患，进大儒，摧大奸，耻身弗及伊周，耻君未迈尧舜。言昔贤之所难，为人臣之不敢，嶷然三代之佐，盖将师表百世者矣！” 这就精炼地概括了廉希宪作为儒者的一生，以诗书谏皇上，以仁义治天下，忧国忧民，舍身忘家，爱民如己的事迹。 元明善在《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还说廉希宪“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范得我心，我非范学。尧舜吾君，䕫契在我，时无留阂，何之不可。格君以道，持身以义，蹈中绝利，行与天契。其生也顺，其死也安。” 这也概括了廉希宪与范仲淹同调，以儒臣之身，致君尧舜，实行儒家治道的终生追求。 元代文学家、诗人曹伯启在《题廉文正公画像》一诗中赞誉到：“正学孤高践履淳，虞廷元凯汉星辰。咸阳事业荆南传，百世中朝有重臣。” 元代作家侯克中《挽廉平章》云：“烈似秋霜暖似春，明于皎日正于神。千年海岳英灵气，一代乾坤柱石臣。宾客填门惟慕德，诗书满架不知贫。致君尧舜平生事，天命胡为只五旬？” 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王弇州崇论》卷四：“吾尝谓元有三仁（耶律楚材、廉希宪、伯颜）焉。……廉希宪，又有学力焉，宰相之为真宰相也，男子之为真男子也”，是赞扬他作为宰相是一位真宰相，作为男人是真男子——即孟子推崇的大丈夫。 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文德翼将廉希宪功业与裴度、韩琦、王阳明等名臣相提并论，称：“人材之杰出，未易时遘也。裴度、韩琦、廉希宪、王守仁之徒，千古无二。使不尚书，不宰相，惟一道一郡之用，则其伟绩奇伐，亦有限矣。” 明人黄汝亨则比较廉希宪与宋代韩琦、范仲淹云：“希宪十九能明孟子仁义、性善之旨，名儒良相，功德咸备。宋韩、范诸公无以复加，岂惟廉哉，岂惟廉哉！” 今人陈垣先生称：“西域人纯为儒者有廉希宪。……元色目人中，足称为理学名臣者，以希宪为第一。”民国人编撰《新元史·廉希宪传》也说：“元之理学名臣，希宪一人而已。” 当代也有作者说：“这位维吾尔族政治家，不仅有萧何的精明，魏征的刚直，海瑞的清廉，文天祥的高洁等优秀的品质和性格特征，还十分反对迷信。” 因此，我认为廉希宪虽然有较深的儒学造诣，但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而主要是一位政治家。他能够把孔孟之道作为自己的精神信仰，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又自称“受孔子戒”。 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儒家思想，在政治生活尽心竭力地实践儒家治理之道，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数民族身份的儒者、儒臣，在以儒为主，多元文化交流融汇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值得我们重视，加强研究，积极传播。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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