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中国风”——《超越中国风：晚清中西方的艺术交流（1796-1911）》评述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41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中国风（Chinoiserie）艺术是17至18世纪流行于欧洲上层社会、受到中国艺术影响的欧洲艺术。它既涵盖了建筑、家具、服饰、器皿、印刷物等物质文化，也承载着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观念，是欧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风在十九世纪已逐渐衰退，但《超越中国风》一书表明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风依然活跃。该书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由当代著名艺术史学家曲培醇和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珍妮弗·米拉姆主编。自问世以来，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未曾获得国内学者的关注。去年，我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比利时开展19世纪中国风建筑的研究课题，以期能较为系统地挖掘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建筑遗产资料，《超越中国风》便是本课题重要的参考书目。 《超越中国风：晚清中西方的艺术交流（1796-1911）》 编者：曲培醇（荷）；珍妮弗·米拉姆（美） 出版社：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定价：$99.00 《超越中国风》是一部论文集，共包含10篇文章，多维度地展示了1796年至1911年间中西方艺术交流的情况。书中不仅梳理了大量西方收藏家、艺术经销商、记者、作家、政治家、艺术家和工匠所藏的中国文物，也总结了他们在传播中国知识方面发挥的作用。文集以时间顺序展开。前三章聚焦于1800年前后；而后的三章聚焦于19世纪中期的法国；紧接着的三章主题分别是亚洲园艺对西方的影响、西方中国文物收藏史，和十九世纪末的中国风时装。最后，文集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拉肯皇家公园中建造的中国亭为例强调了中国木雕艺术和材料在西方的移植。 第一章论述了联邦时期（1783-1820）的美国对中国艺术的迷恋。作者帕特里夏·约翰斯顿认为美国的精英们为了证明其文化具有普遍的优越性，除了援引西方古典艺术外，还大量使用亚洲特别是中国艺术，甚至还研究儒家思想。通过深入调研塞勒姆社会图书馆，作者发现了许多曾旅居中国的耶稣会神父的艺术创作。第二章聚焦于微观案例的研究：即托马斯·杰斐逊是如何在弗吉尼亚的蒙蒂塞洛种植园中使用中国瓷器和工艺品的。作者珍妮弗·米拉姆认为，该案例将新古典主义和中国风装饰完美融合，表明了杰斐逊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热爱。在第三章中，作者曹美琪关注到中国的反向玻璃画与西方油画在技艺上的联系。她注意到这些中国玻璃画对西方绘画的模仿，促进了跨文化语境中图像意义的转变。 在第四章中，克里斯特尔·斯门泰克挖掘出了法国艺术评论家德勒克鲁斯论述中国艺术的文章《一位中国画家的工作室》。尽管德勒克鲁斯以支持西方古典主义而闻名，但该文章却洋溢着对中国艺术的钦佩。首先，作者认为德勒克鲁斯将《芥子园画谱》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相比较，这建立了二者的可比性。而后，依据德勒克鲁斯对中国造型艺术的推崇，作者进一步断言中国艺术可与西方古典艺术相媲美。在第五章中，梅雷迪思·马丁考察了中国、日本和暹罗在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对材料的艺术化表达。该展览标志着法国人超越了以往对中国风的笼统认知，开始更细致地去比较中国、日本和暹罗艺术的区别。在第六章中，曲培醇研究了维克多·雨果在19世纪60年代为其情妇朱丽叶·德鲁埃建造的中国风房间。这座建筑是在法国洛可可复兴的背景下建造的，这表明当时对中国风建筑的推崇并不局限在英美，在法国亦如是。作者言：雨果乃是狂热的中国文物收藏家，而且他是通过收藏和研究中国文物来学习中国文化的。他甚至还转绘了自己收藏的中国画，其中呈现出哥特式和中式装饰的怪诞融合。曲培醇认为这种“怪诞融合”是雨果通过艺术创作寻找自我的过程，以这种方式把自己带到想象中的中国。 伊丽莎白·张在第七章中研究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期刊《花园》以及当时小说中的菊花意象，以阐明它与中国风和日本风之间的关联。她指出，当亚洲菊花进入英国中产阶级的花园时，英国的审美取向使其试图培育不同于日本的、更大更饱满的菊花品种。而这直接引发了当时的“菊花改革”，即倡导回归日式的、更和谐的花朵形式。日本菊花比硕大的英国菊花更自然、更优雅。这一章以菊花形象为切入点，点明了自然史的研究方法对文化史研究的借鉴意义。在第八章中，伊丽莎白·埃默里梳理了法国演员克莱曼斯·德内瑞（Clémence d’Ennery）所藏的中国和日本文物的历史，以及她将私人藏品捐赠给法国政府，并将其改造为国家博物馆的历程。当时的参观者将这些收藏视为“中国怪物”，而德内瑞本人则将之视为一种“幻想”。作者解释道：这些物品中所呈现出的“怪异”被人们理解为柔靡的和女性的，不适宜在高雅的博物馆展出。在第九章中，郑莎拉以19世纪在英国流行的亚洲时装为例指出，该潮流是由服装材料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摩擦和转译引起的，将其标签化为中国风或者日本风是片面的。 在第十章中，威廉·马聚焦于比利时的中国亭。通过对建筑木雕工艺和镀金技术的细致分析，考证出了这些装饰品原是在上海土山湾孤儿院车间内、在耶稣会牧师的督导下由中国孤儿制作的。 通过对该书十章内容的简要概述，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19世纪的西方人并未忽视中国的物质文化。相反，在当时的西方逐渐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中国风，并借以重塑欧美国家的民族身份和国际形象。此刻，我们再次回归中国风的本质，即它是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再创造和再认知。曲培醇教授主编的《超越中国风》以大量个案向我们证明，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再创造和再认知在19世纪依然如火如荼的开展着。但诚如曲教授在发送给笔者的邮件中所言，“这本书最终以文集而非论著的形式出版是因为学界对19世纪中国风的基础研究做的太少，这意味着我们仍有大量的工作可做。”总之，这本书以西方人的视角阐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广泛而持续的影响，挖掘了大量遗失在西方的中国文化遗产资料，值得引起所有研究中西方文明互鉴的学者们的关注。 作者系比利时鲁汶大学建筑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CSC）资助，项目编号为：2021062600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