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加美光行的中国研究及其倡导的“国际中国学”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51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作者：唐磊 【摘要】加加美光行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重要中国学家，他毕生致力促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文章回顾了日本中国学家加加美光行的学思历程，总结了他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并阐述了他的中国观以及他借助中国研究反思日本社会的理念。文章还详细介绍了加加美光行积极推动的“现代中国学”学科与基于“共同行动论”的“国际中国学”研究范式，指出其对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研究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加加美光行;日本中国学;国际中国学;共同行动论 2022年4月22日，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原主任加加美光行教授因患胰腺病去世，享年78岁（1944—2022）。中国驻日使馆向爱知大学发的唁电中称，加加美光行教授是“日本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先驱者”。加加美光行教授生前曾获日本第五大报社中日新闻社的“中日文化奖”（2005年第58届），该年度奖项颁发给居住或出生在日本中部、在学术研究或文学艺术等领域有重大贡献者，迄今已有300多位获奖者，加加美光行是唯一一位因现代中国学研究而获奖的学者。 加加美光行生前创立的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旨在推动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开展高水平和平等的学术对话，并希望通过此种对话来促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中国学”，从而超越存在傲慢与偏见的西方“中国研究”范式。如今哲人已逝，他开创的事业需要后人承继。本文欲通过对加加美先生学思历程、学术贡献与学术思想的回顾，为赓续、壮大其所倡导的“国际中国学研究”贡献绵薄。 一、加加美光行生平述略 加加美光行1944年3月生于日本大阪府。他是十二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据其自述，他出生那年，二哥在湖南衡阳阵亡——这一年正值中日爆发持续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日本方面动员了前所未有的陆军数量；下一年，他的三哥又死在东南亚。这样的家庭经历使他很早就对战争的残酷有真切的感受，也为其价值观印下了反战的烙印。 加加美光行的幼年并不安稳。从小体弱多病的他到了三岁还不会说话，还曾被送到寄养家庭生活过两年。他上小学时随家人迁住东京，在那里才安稳下来，顺利地完成了基础教育，并最终考上了母亲的母校——东京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他的毕业论文围绕亚非拉国家的低开发性依附发展，得到经济史名家大冢久雄的赞誉。大学毕业那年，23岁的加加美光行在其师、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1931～2019）的推荐下，进入亚洲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部东亚研究室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国研究之旅。 然而，工作三年后，加加美光行就患上严重的肾病，必须每隔一段时间接受一次人工透析治疗。到了中年以后，每周透析次数逐渐增加到三次之多。命运的残酷安排并没有磨损加加美先生的学术生命，他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21本专著（含合著）和大量学术论文、评论文章。对于一个曾被医生宣判只剩三年时间、长年依靠透析延续生命的患者，这是一份充满斗争精神的成绩单。 1991年，在亚洲经济研究所工作了24年后，加加美光行转入爱知大学，在这里又工作了24年，直到2014年从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退休。在爱知大学期间，他全身心投入“国际中国学”研究事业中：1997年协助创办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并任首任学部长，2002年任中国研究科长并创办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简称ICCS），2004—2008年任ICCS主任，此后作为该中心名誉主任继续发挥余热。他领导下的ICCS致力成为现代中国学的国际性研究教育机构。作为其特色的远程多边教研交流系统（Remote Multilateral Communication System，简称RMCS）和由它支持的各国中国学研究共同网络、“双重学位项目”等，都是加加美光行开拓和坚持的创新型教研机制。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在其引领下，迅速发展为日本乃至世界中国学研究的重镇和中心节点，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中国问题的青年学者，还将其倡导的“国际中国学”理念传播到各国的中国研究社群中。 在同事们眼中，加加美光行是一位智者、一位兼具冷峻与激情的学者。在妻子眼中，他是一个通达而富有爱心的人：“也许是因为一生与病魔做斗争的缘故，他总是怀着温情对待弱者。他为人热情，爱与人交往，他不拿学者架子，和什么领域的人都能交往。”通过学生们的追悼文字，还能充分感受到加加美先生对人间的善意。两件事例可以为之说明。一件是，“加加美先生退休后，将他的诸多藏书捐赠给爱大图书馆，并告知爱大师生只要登记后均可无偿领取，且没有册数限制，其中有不少是珍贵的稀有的藏书”；另一件则是，2007年，加加美先生将获得的中日文化奖奖金200万日元捐献给他二哥阵亡之地中国湖南省衡阳市，用于建设偏远地区的小学校舍。 加加美先生对人间的爱，“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藩篱的大爱”。这种大爱的生成，一方面是出于幼年时代对战争苦难的朴素省思。据说他从小学一年级就立志研究亚洲问题，触动的缘由是因为他眼见自己的好友、一位侨居日本的朝鲜少年被其父虐杀，年少的加加美光行就察觉到，悲剧发生的原因是这个家庭遭受的贫困和歧视。另一方面，加加美先生自青年时期就开始罹患严重的肾病，让他特别体会到人生的苦难，对少年时期的省思有了更深的体悟。他曾提及自己十分敬重一位的日本哲学家市井三郎，这位哲学家在其著作《何为历史进步》里提到一种“没有道理的苦痛”（即完全不是出于自身原因而遭受的痛苦），一个社会要能不断解决这类痛苦才是进步的，这一观点令加加美深感心契。 二、加加美光行的中国学研究与中国观 基于同情的理解，而为中国发声，是加加美光行一生坚持的立场。加加美光行在开展中国问题研究时，十分注意将研究对象置入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和比较视野内，从中寻找“同情理解”的基础。例如，他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坚持“自力更生”国策的理解，就试图站在毛泽东的位置考量当时中美苏三者间的微妙关系，而寻找到这一政策背后的“合情”之处。又如，他注意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范围的左翼青年运动（包括1967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发生的反越战大游行、1968年1月在日本发生的大学学生运动、1968年5月在法国发生的学生运动等）之间的关联与共通，并提出“把重视物质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路线看作唯生产力论进行猛烈批判……这种否定唯物质的精神主义，可以说是对近百年来欧美、日本等列强仰仗物质力量不断蹂躏、侵略中国的一种反其道而动。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也是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反对殖民地统治、争取民族解放运动时的一个共同特点”。 加加美光行长期关注中国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研究。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秉持了一种“边缘—中心互动”的视角，或者说主张“从边疆（地区）看（整个）中国”。他说：“研究或分析一个国家，有一个很有效的办法，是从少数人的视角来看这个国家”，“比如说要理解中国，从香港这个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共同体社会来看中国国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别、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理解到；同样，从边疆角度，比如说从西藏、新疆或内蒙古，这些边疆看中国，用少数民族的视角看中国国家，有什么特别都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到”。 交换视角或者说“互为镜子”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在加加美光行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中，也贯穿于其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这种方法与王国刚、彭慕兰等人提倡的交互比较方法（reciprocal comparison）显然有共通性，也与20世纪后半叶西方理论界兴起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遥相呼应。 “互为镜子”也构成加加美光行把握中日关系的核心工具。他认为，中日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日两国社会在“区分论”立场上的变化，亦即，此前两国都能将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普通国民）进行区分，在战争责任、外交政策问题上理性地区分行为主体。但在日本方面，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全面爆发的信仰危机导致民众不再能挺身而出与不断右翼化的政府对抗；在中国方面，日本社会政治的变迁也使中国对日批评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社会思潮兴起。两种力量共同造成“区分论”的逐渐退场，将社会与国家等同起来一齐批判，从而造成对立情绪不断增加。由此，“今天，日中之间在理性的、冷静的相互批判中了解对方已难以存续，而且这种危险性正在日益增长”。 以上仅简单介绍了加加美光行先生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重要主张，篇幅所限，很难在此备述其学术成就的广泛与深刻。此外，笔者试图总结加加美光行中国学研究的特点，大体有如下三点。 第一，加加美光行十分重视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中国问题，尤其重视辨析作为政治文化的社会思潮变化与国家政策、政治行动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加加美光行大概是受到其师富永健一和富永的老师、美国社会学巨擘帕森斯的影响。例如，他在分析中日关系的症结时指出，日本社会思潮中“自由主义史观”与民族主义的结合造成外交政策持续右翼化。 第二，加加美光行注重挖掘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也有意识地发挥研究者的主体性。他曾说：“我的研究方法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很重视人的主体、研究员的主体……不是作为一种旁观者跟他交流，而是作为一个人跟他交流……真正的个人关系是生命的关系”；“若是已经作古的人……我看他们的作品时，还是要体会作为个人怎样看他们的作品，同时去发现他们（比如鲁迅和胡适）作为人在一个特殊历史的场面中有什么样的想法”。 第三，加加美光行对学者的“责任伦理”有高度自觉，这显然是韦伯思想留给他的烙印。他对韦伯“责任伦理”思想的理解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可避免会带有自身的目的，真正的客观研究不是无视这种目的，而是承认它，还要承认研究者的目的和研究对象自身的目的有时候就是冲突的，在此基础上再认识到自己的研究结果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也即自己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可能产生怎样的互动。同时，他还指出，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由于很难检验自己的研究会带来怎样的现实后果，要避免研究对现实造成不良后果，就需要研究者同研究对象或利益相关者建立起个人联系和由此形成的主体间的有效沟通。对此，他举了很多例子，甚至直接点名批评了与他齐名的同行毛里和子的观点，认为她对于中国不搞“三权分立”的批评是一种没有认真对待责任伦理的主张。 加加美光行中国研究的核心主张及其体现的智识立场，与他的中国观密不可分。加加美的中国观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两方面。 其一，他属于日本战后具有“原罪与反省”的中国观的那批知识分子。他将中日文化奖奖金捐给他二哥阵亡之地湖南衡阳，是“原罪意识”实际而具体的表现。他在课堂上也时常谈到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他曾说：“主动进攻别的国家，到他们的领土上和他们作战，这还不是侵略的话，那什么才算是侵略呢？”不过，加加美光行也不属于那种由于赎罪意识而持“中国礼赞论”的学者。 其二，他接续了竹内好（1910～1977）、沟口雄三（1932～2010）为代表的战后亲社会主义一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批判全然倒向西方的现代化路线，并对中国寻找现代化的替代性道路充满了希冀。无论是竹内好提出的“回心”的中国，还是沟口雄三以中国的“历史基体”发掘其“内在的历史”，都是以中国为镜子或是作为思考的基点，借以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观的陷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中国学研究，受到两种主要社会思潮的影响，“一是主要占领国美国所主导的日本民主化思潮，另一种是试图描绘新的世界图景的社会主义思潮”。由此，中国学研究在价值取向上形成两种主要的分殊，即“要不要排除中国”和“要不要抗拒欧美”。竹内好、沟口雄三和加加美光行无疑代表了后者，希望通过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来抗拒欧美。在这种思路下，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独立于西方的参照系，还可以作为一个现代化替代进路的样本。 例如，在竹内好看来，“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日本现代史“是一个缺乏真正否定性的例证”，“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对西方的模仿达到复制其帝国主义的程度，因此可以通过对西方干涉的否定以及对传统遗产的否定而实现一个货真价实的现代性”。沟口雄三则提出，“（以中国）作为方法，使得欧洲的认识标准得以相对化”。如此一来，就可以理解竹内好为什么“对中国过分理想化”，或者是如加加美光行分析的那样，“依托中国去批判战后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模式的姿态”引起了“对中国的心理倾斜”。 三、反思日本中国学与倡导“国际中国学” 2002年，在加加美光行的努力下，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加加美光行任创始主任。这是他继创办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后又一次中国学研究事业的开拓之举。尽管中心成立是应文部科学省科研基地申报之机，但这项事业并非出于加加美光行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至少两重背景：一是他对当代日本中国学界的系统反思，二是呼应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中国学界不断“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对日本传统汉学、“兰学”影响下的中国研究以及战前为战争服务的中国“支那学”研究展开反思与批判，构成了战后日本知识界尤其是中国学研究界主体性反思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中国学研究思路。以竹内好为代表者以中国的近代化为借鉴，彻底批判了明治以来日本的“通过对（以欧美为代表的现代化）文明的否定而再建（具有亚洲自身主体性的）文明”。以中嶋岭雄为代表者的反华派拒绝竹内式的中国认知，提出应把中国作为“普通的外国”、建立在地区研究客观方式基础上的认知线路。这种认知的“目的性”其实是暗含取消中国政权合法性和领土完整性目的的反华学术。沟口雄三则一方面批评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观，一方面又批评了“用自己所需要的日本历史意识看待中国”的投射式认知。 在当代日本中国学发展史中，加加美光行是“一身跨两代”的学者。他出生的第二年，日本战败、二战结束。他在成长阶段经历了战后日本知识界集体反省的年代，也经历了左翼思潮运动的起起落落。当他成长为成熟且有影响力的学者时，日本中国学研究已经深受美式社会科学的影响，精细化、专门化、重实证的风气在领域内取得压倒性优势。因此，他自己坚持的中国学研究和倡导的中国学研究范式，都有着方法论上的针对性，针对的是受美式“地域研究”（或“区域研究”）和“东方主义”支配的日本中国研究。 加加美光行指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倡导的“地域研究”或者说“中国观察学”（China Watching）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在日本确立主导地位，“由于亲中国派‘肯定中国的一切’的观点已失去了合理性，批判中国派成为主流，他们所使用的观察学的方法也随之成为研究现代中国的主要方法”。 然而，加加美光行也认识到，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地域研究”，在随美国之后的日本的发展也经过大体两个阶段，代表性的主导范式为服务于“冷战”需要的“国策研究”和提倡“实证主义”方法的客观研究。 前一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把研究的对象看作假想敌，与其不直接对话，而仅靠搜集资料来研究对方”，“容易囿于一己之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更严重的是，由于作为“区域研究”研究对象的国家都是不发达国家，并且这种研究具有明显的“按照本国的国策来改变研究对象国家状况的主观意图性”。 后一种方法号称“客观”，但在加加美光行看来，其实存在两种常见的误区。一种情况下，研究者们认为“通过实证研究来摆脱意识形态、排除目的性的价值判断是可能的”，“反而难以自觉意识到自身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目的意志和价值判断，也因此缺少从方法论上对东方主义的自觉和自我抑制”。另一种情况下，研究者片面地偏重于“观看”，到中国去只是注重搜集材料，而不重视中国学者的理论思考，认为理论只有从欧美学术界引进，“这不是平等的研究交流”。 加加美光行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学研究，蕴含了他对研究者的“主体性”如何安处的多重批判性思考。 首先，由于现代科学（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存在将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进行二元判分，从而造成强化自身主体性、弱化对象主体性的倾向，在地域研究中表现为将西方发达国家主体化而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发展中国家客体化，他认为，这是“东方主义”的结构性源流。 其次，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等“世界体系”提倡者具有打破“依附”与“被依附”的实践性意图，但他们“对‘东方主义’的批判自身也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结构”，乃至客观造成对这一结构的强化。 再次，即使像“中国中心观”的提倡者柯文（Paul A. Cohen, 1934—）等人“试图用还原主义的方法来消解观念世界中的东方主义的错误认识结构，但同时却对打破现实世界的东方主义性质的存在结构几乎毫不关心”，“对现实世界政治结构，缺少予以破坏的实践”。 那么，如何能够克服中国学研究中“地域研究”“东方主义”的种种弊端呢？从上述理论思考层面，加加美光行似乎并没有得出十分明晰的结论。不过，从实践层面，加加美光行通过倡导“现代中国学”或“国际中国学”，在具体的科研和教学活动中以“要什么”的路径与方案选择来逼近他的理想。具体而言，他主持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和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期间推动了如下一些做法。 第一，加加美光行采用了术语上的“破旧立新”，借此来否定学术上的欧美中心主义。针对美国区域研究传统里将对发达国家的研究称为“学”而对欠发达国家不加“学”字径称为“某某国研究”的区别对待，他主张在国别研究中统一加称“某国学研究”。他认为，将中国研究称为“中国学”，首先是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中国地位的尊敬。此外，他还主张用“国别学”概念取代“区域研究”概念，主张以“现代中国学”（modern sinology）来超越传统的“中国学”（Sinology）。 第二，在人才培养上，加加美光行希望新一代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同时具备较高的汉语水平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他对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文不好、只具备基本会话能力而无法讨论专业话题的现象表示不满。加加美对学生们的期望是，他们应该努力说一口地道标准的普通话，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专业需要，还是对研究和对话对象（中国人）的一种尊重。另外，他也不同意那种以为掌握语言就能相互理解的想法。为了克服中国学研究越来越明显的学科化趋势和由此造成的知识碎片化现象，他从现代中国学部时期就重视通过丰富的课程安排来培养“能广泛理解现代中国的人才”。据他的学生伊藤孝司回忆，在他的研讨会上，只要跟中国有关，讨论什么话题、涉及什么学科都行。 第三，加加美光行特别重视开展国际中国学教育和学术交流活动。为此，他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努力。例如，在教学方面，他推动建立博士“双学位教育”制度，要求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的学生要掌握中、日、英三种语言，在第二个学年要到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马来西亚等地学习或进行社会实践，花重资建成远程多边教研交流系统，用于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学生与国内外导师的远程互动。在科研方面，他以沟口雄三与中国学者孙歌等开拓的“日中知识共同体”模式为借鉴，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中国研究的平等交流对话，并广泛邀请世界各国中国研究者共同参与讨论，尤其是围绕各自方法论的检讨。他希望在互为镜鉴的平等对话场域中，“促进共同的、公正的有关中国学的学术评价基准的形成”。上述这些做法都是他所提倡的“共同行动论”的具体形式。 加加美光行有两重宏愿：一是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对中国展开研究的独立学科——“现代中国学”，二是通过倡导“共同行动论”的“国际中国学”研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笼罩，向世人证明“中国学”的研究中心不在西方而在东方。然而，他为这一事业而奋斗的道路倍显艰难与寂寞。在加加美先生生前，他全身心的付出似乎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回报，他倡导的事业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受到支持和回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四、结语 2022年，日中学术界送走了两位致力推动“国际中国学研究”、促进中日相互理解的前辈学者——加加美光行与严绍璗（1940—2022）。两位先生大约生于同时代，他们的人生跨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各个阶段，经历了中日关系在大半个世纪内的起起伏伏。两位先生的学术虽各有专攻，但他们的学问共通于对“文化间性”和“主体间性”的深刻把握。 两位学者的离世所造成的损失，可能要超出学术界而扩散到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层面。在加加美光行身后的日本中国学界，像他那代人具有深刻反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越来越少，以“国策研究”为目标的“中国观察家”成了中国学界的主流，余下的也大多是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技术型学者。战后一代中国学家逐渐离场，谁来作为中日知识界间的桥梁成为两国文化交流领域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2013年，加加美光行与中国学者时殷弘对话时，对中日之间重大争端的解决表达了殷切希望，他说：“我的人生还有20年时间，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显然，命运给他留下了遗憾。对于两国关系的改进，他寄很大希望于民间交流，在每个公民都能独立发表对其他国家看法的时代，他始终坚持“镜子思维”可以扩展主体间性，增加同情的理解，“分享彼此的真实感受，在结束时拥抱流泪”。 然而，跨文化交流中的“双文化接触效应”（bicultural exposure effect）可能造成事与愿违的效果。就像有学者提出的问题那样：“为什么双方的往来愈是加深，双方的关系却如同两个日益增大的相斥的磁场那样日益疏远呢？”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加美光行的思想越体现出价值。正如他反复提示我们的，“镜子”不一定是平面的，有时是扭曲的。在“共同主观性”普遍存在的情形下，要避免误判、提高“认知客观性”，需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彼此充分开放、持续开展的平等对话。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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