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子与亚里斯多德时空观念的差别与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2:11:17 《自然辨证法研究》1995年 佚名 参加讨论
李春泰、陶泉禄 一 空间与时间是最有魅力的要领空间的三维性[1]和时间的方向性[2]至今仍是科学家们苦思冥想的问题，虽说作为感性对象，它早已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据语言学家的分析，人类可能首先形成的是比较具体的可以直接的空间的观念，然后才在空间观念的基础之上形成时间观念，因为很多语言中表示时间关系的前置 词或介词都由表示空间关系的前词“兼任”[3]。时间观念的起源，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到5000年，因为那时已有了人工栽培；[4]这意味着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必须知道节气、必有历法。据A·马沙克的实物考古表明，在3上前旧石器时代已有了时间刻划的符号。[5] 空间和时间在东西方先哲墨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视野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他们曾对这些对象进行过专题讨论。 墨子在《经上》篇与《经下》篇曾从不同的角度刻划了空间和时间，据墨学专家方孝博先生对现存资料的统计共有五条。[6]在《经上》篇中墨子提出了时间与空间的初步定义：“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这里的“久”即“宙”即时间。他强调 时间与空间的“弥”性，即充满、连续性，这是它们的共性；并且强调时间与空间的“异”性，即运动、变化性，这也是它们的共性；所以墨子提出时间与空间的共性可谓“弥异”性，即充满、连续、运动、变化性。时间与空间的个性，即“宙”和“宇”的个性为“时”和“所”；这是墨子肯定了时间、空间存在的普遍性，因为“时”和“所”前面都有“弥”，而非局部存在’断言时间、空间的本性即运动、变化故曰“异”。值得注意的是，“所”并不就是“空间”，而是“空间”存在的位置；“时”也并非就是“时间”，而是借空间所描述的特定“时间”表示。人们可借用这些位置认识它，例如用太阳⊙与地平线－－的位置关系表示时间即“早晨”，太阳刚刚从地平线升起，谓之“旦”；又用太阳⊙与草地的位置关系表示太阳落于草丛中，即“黄昏”。《经说上》篇进一步解说了“宙”中的“异”与“宇”中的异：“久，古今旦莫；宇，东西家南北。”这就是说，“宙”中的“异”或变化为古、今、朝、夕；“宇”中的“异”或变化为以“家”为中心的东、西、南、北诸方位，这里的“家”是“我”的住所、是认识的主体，[7]是东、西、南、北的参照系。 亚里斯多德在фυστχη αχροαστs[8]即《物理学》中以其四因说，也就是以物质（质料）、形式、目的、和动力（推动者）这四个原因来解释自然万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学说为基础，分别地提出了空间、时间概念。相比之下，墨子的立场更富于实践的色彩，他直接面对自然，而不通过某种理论中介。詹剑峰先生曾注意到墨子的“名”是模拟客观事物的“实”。[9] 亚里斯多德首先讨论了空间并提出一组命题： ①空间乃是一事物（如果它是这事物的空间的话）的直接包围者，而又不是该事物的部分； ②直接空间既不大于也不小于内容物； ③空间可以在内容物离开以后留下来，因而是可分离的； ④此外，整个空间有上和下之分，每一种元素按本性都趋向它们各自特有的空间并在那里留下来，空间就根据这个分上下。 这第④个命题中的“趋向它们各自特有的空间”，是说每一种元素都有其天然位置，如火元素向上，土元素向下。与墨子不同，亚里斯多德的空间与“事物”相关，而不象墨子的空间与“弥异”性或与“异”性相关；直接空间在量上与内容物相等，是有限的，而不象墨子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是“可分离的”，而不象墨子的空间具有“弥异”性或“弥”性即“连续、充满”性；空间方位具有客观性、绝对性，而不象墨子的空间方位随“家”而迁，是主观的、相对的。 二 在对时间、空间作了一般性的界说之后，墨子又转而说明诸项目之间的关系，《经上》篇提出：“始，当时也。”那么，何为“当时”呢？《经上说》篇用“久”来解释：“时”有两种情况，一为“有久”，另为“无久”；“始”者“当无久”。这就是说，“始”为没有“过去”，即现在。这种规定性简单明了，很适于现象界为对象的科学。 而“现在”，对于亚里斯多德来说，以其哲学精神理解起来很是困难。他按照时间的发生方式断定“时间，它的一部分已经存在过，现在已不再存在，它的另一部分有待产生，现在尚未存在。”亚里斯多德所为有待产生的另一部分即“将来”。所以他提出，“显得是‘过去’和‘将来’的界限‘现在’(a)究竟始终是同一个呢？还是(b)不同的一个又一个呢？” 亚里斯多德又认为，“时间，虽然它是可分的，但它的一些部分已不存在，另一些部分尚未存在，就是没有一个部分正存在着。‘现在’不是时间的一个部分，因为部分是计量整体的，整体必须由若干部分合成，可是时间不被认为是由若干个‘现在’合成的。”这违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则，这个矛盾意味着所论的对象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充其量是一种臆想。亚里斯多德深感“时间是难以捉摸的”，因为“我们不能具体感觉到的”。那么，时间是什么呢？亚里斯多德的分析表明：“时间不是运动，而是合运动成为右以计数的东西，……是运动的数。”这一结果竟使苏联学者符·约·斯维杰尔斯基断定亚里斯多德的时间具有客观性；[10]而亚里斯多德自己却断言，“如果没有意识的话，也就不可能有时间”。 那么时间与“始”或开始有什么关系呢？亚昊斯多德论证道：“既然‘现在’是时间的终点和起点，但又不是同一时间的终点和起点，而是已过时间的终点和将来时间的起点……”这就是说，“‘现在’是不断变换着的”。 东西方两位思想家的时间观念显然有差别，墨子所用为两分法，即“有久”，“无久”；亚里斯多德则用三分法，即过去，现在，将来。对于“现在的”计量上，或开始的计理上，东西方也有很大的差别。在东方“始”被当作“刹那”，即极短的时间，范耕 《墨经疏证》中说，“始，时之初也。当时，今也。任何刹那皆尝为今，任何刹那，又皆可托始，故曰，始，当时也”。这一解说备受赞美。笔者以为把开始或现在解释为“刹那”之所以好，就在于这一解释使“有久”与“无久”符合了“体，分于兼也”这一原则，使全体等于部分之和；而亚里斯多德把“现在”当作时刻，当作时间零，致使“现在”与时间之间丧失了全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前提性规定。 在墨子那里，时间与空间都是客观存在的，共性为“弥异”；而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时间与空间却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空间是客观的甚至是天然的，而时间则为意识的产物。 当然，这种差别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希腊人精于分析表现得突出的是正方形边与对角线之比的“不可表达性”的发现，使其陷入悖论、矛盾，所以他们一直采取逃避的方略；而中国人则以矛盾为前担，给“阴阳”变换以合法地位，在对立的两极中寻求统一。希腊人与中国人相比，更重形而上学，而中国人则以辩证法－－主要是以《易经》为典型的辩证法－－来审视世界。方孝博先生正确地指出：“物理学中讨论物体变化运动的过程和性质时常常要研究时间开始（t=0时）的情况怎样，以决定所讨论的问题的起始条件；所谓t=0者，正是‘当时’这‘始’，是任意指定的某一刹那，但决不意示着在这个刹那之前是没有时间的。墨经本条关于‘始’的定义是辩证的唯物的，和近代科学思想基本符合”。 三 宇宙在墨子那里就是时间与空间，两者间具有共同的性质“弥异”，这是一种普遍的难分难解的联系；在亚里斯多德那里，相当者为το或παυ，所强调的是物质，所以我们的翻译家将其译为“万物总体”或“宇宙万物”。 墨子在《经下》提出：“宇，或徒，说在长宇久。”这里的“或”为域，这就是说，空间运动，“言宇之长因乎久也”。（《墨经疏证》）墨子的运动使时间与空间有了联系。在《经说下》篇对这一例题作了解释，特别是时间与空间联系的具体方式：“长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有在莫。宇徙久。”其意谓，运动必有处所，这就是“宇”；在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时间，在南极是白天，在北极则为黑天，这就是在运动中空间与时间的联系方式。[11] 亚里斯德在《物理学》中曾断言，“空间不是一种体积；空间不是质料，因为质料不能同事物分离，也不能包围事物，而空间却具有这两种特性。”因而他讨论了空间与“万物总体”或“宇宙万物”的关系。但很快就陷入了矛盾。亚里斯多德说：“宇宙作为既然没有任何物体包围着它，就不能说是在某处，也不能说是在任何空间里”。他认为宇宙万物没有处所，“因为一个有处所的事物不仅本身是一事物，而且还要有另一事物 和它并存，并把它包在时而才行。但是除了‘宇宙万物’（或曰‘万物总体’）而外再无别的什么更大的东西包在外边了。”因而他得空间的一种新的性质，“一切事物都在宇宙里，因为宇宙就是‘万有’。空间不是宇宙，而是宇宙的一个与运动物体接触的静止的内限”。亚里斯多德承认任何物体都占据空间，但其总体却没有处所，这是一捉悖论[12]，是亚里斯多德面对辩证世界采用形而上学方法处理之结果。他把空间作为处所的理解导致了宇宙空间有限性的结论；进而导致运动的有限性，所民时间与空间的联系也是有限的，因为他主张运动使时间与空间相关，使虚幻的时间与实在的空间相关。 与亚里斯多德不同，墨子主张“宇进无近”，即整个空间是无边际的、无中心的；无论向什么方向前进，都不会趋向边际的，进而又强调时间与空间在量的方面的领事关系：“行修必以久”，即运行路途长必然历时久，这是从外在方面来看的，更重要的是这句话道出了空间、时间是运动的必备条件，运动是在时空中进行的。 四 经过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到中国人与希腊人对待自然的探索各有侧重，即使对同一种对象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多差别，因为他们可资认识的前担就不一样。我们的结果如下： 墨子所提出的空间、时间观念，他所面对的是自然；而亚里斯德却是在其四因说的基础上论证空间、时间的可能性质；前者采用的为直接方式，后者则采用间接方式，在四因说的基础上推论时间、空间的意义。墨子的空间、时间具有的共性为“弥异”性：即连续充满、变化、运动性；而亚里斯多德空间与时间所突出的却是各自的特殊性，空间的实在性与时间的意识性，他认为时间是意识的产物。墨子的空间与“弥异”性，特别是与：“异”性即变化性、运动性相关；而亚里斯多德的空间与事物相关。墨子的空间是无边界的；而亚里斯多德的“直接空间”在量上与所容物体相等，是有界限的。墨子的空间具有“弥异”性、特别是“弥”性即“连续充满”性；而亚里斯多德的空间却是可分离的。墨子的空间方位随“家”而迁，是主观的，相对的；而亚里斯多德的空间方位却具有客观性、绝对性，因为在他看来“每一种自然体都趋向物有的空间”。墨子认为宇宙以连续、充满的变化运动方式存在着，他没有提出宇宙以外的“空间”；而亚里斯多德谁宇宙与空间的关系并断言宇宙没有处所。墨子把“始”界说为“当时”即现在，并且认为现在是过去的否定即“无久”，意谓“没有过去”；而亚里斯多德的“现在”是已过时间 的终点和将来的起点；这里亦可看出墨子时间的实在性和亚里斯多德时间的意识性或非实在性。墨子认为时间是“古今旦莫”之“异”即变化运动；而亚里斯多德分析时间不是运动。墨子的时间与空间是统一的；而亚里斯多德的时间与空间根本是两类不同的事物，物以是分立的。墨子的空间至大无限、无边际、无中心；而亚里斯多德的空间却是以地球为中心的有边际的有限区域。 以上的差别说明，作为互补机制的辩证法的作用是普遍有效的，这种作用自然地表现在墨子与亚里斯多德各自的研究之中。我们探索墨子与亚里斯多德之间的差别，不是为了确认东西方在哲学方面的距离，而主试图从差异性中求得互补，并使其互补性在人类的进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1]彭加勒：《科学与假设》，商务印书馆，1957年。 [2]D.Layzer：《时间的方向性》，见《现代物理学参考资料》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斯蒂芬·霍金著：《时间史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例如汉语中的“从……到”，俄语中的“ОТ……ДО”，英语中的“from……to”而汉语的“到”字至今还保留着明显的空间移动的函义。 [4]R·波蒂埃＆J·巴罗：《农业技术的起源、以展和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卷，PP·512-523，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 [5]A·Marshack：《旧石器时代的标志和符号》，见SCIENCE，1972，vol·178，PP·817-928。 [6]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7][美]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文化人类学基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78年，PP·88-90。 [8]汉译为《物理学》是约定俗成，而译为《自然哲学》，或《自然论》更为贴切－－见张竹明的译者前言。 [9]詹剑峰：《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 [10]符·约·斯维杰尔斯基：《空间与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11]“宇南北在旦有在莫”这句话令人惊叹。但据明代顾炎武对《诗经》中的民谚分析表明，在夏、商、周三代，农民、劳动妇女、兵士、甚至儿童，“人人皆知天文”，因为他们都用星象定时间。－－见崔振华＆徐登里《中国天文古迹》，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年。 [12]Wang Hao,Om Formalization，Mind,64(1955）226-238； Wang Hao,Undecidable Sentences Suggested by SemanticParadoxes,Joural of Synboic Logic,20(1955）,31-43。 参考文献： [1] 彭加勒：《科学与假设》，商务印书馆，1957年。 [2] D.Layzer：《时间的方向性》，见《现代物理学参考资料》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斯蒂芬·霍金著：《时间史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例如汉语中的“从……到”，俄语中的“ОТ……ДО”，英语中的“from……to”而汉语的“到”字至今还保留着明显的空间移动的函义。 [4] R·波蒂埃＆J·巴罗：《农业技术的起源、以展和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卷，PP·512-523，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 [5] A·Marshack：《旧石器时代的标志和符号》，见SCIENCE，1972，vol·178，PP·817-928。 [6] 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7] ［美］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文化人类学基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78年，PP·88-90。 [8] 汉译为《物理学》是约定俗成，而译为《自然哲学》，或《自然论》更为贴切－－见张竹明的译者前言。 [9] 詹剑峰：《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 [10] 符·约·斯维杰尔斯基：《空间与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11] “宇南北在旦有在莫”这句话令人惊叹。但据明代顾炎武对《诗经》中的民谚分析表明，在夏、商、周三代，农民、劳动妇女、兵士、甚至儿童，“人人皆知天文”，因为他们都用星象定时间。－－见崔振华＆徐登里《中国天文古迹》，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年。 [12] Wang Hao，Om Formalization,Mind,64(1955）,226-238； Wang Hao,Undecidable Sentences Suggested by SemanticParadoxes,Joural of Synboic Logic，20(1955）,31-43。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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