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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及其历史的生活渊源——论“思想史”及其“对象”问题(3)


    三
    前引侯外庐的说法,思想史“论述的内容”“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这当然是一种历史哲学的表述,也就是说,传统思想史范式乃是直接以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的方法论的。按照这种范式,思想史就应该是意识形态史;而且,这种意识形态,按张岂之的说法,乃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亦即“理论化的”“社会思想意识”。我们记得,马克思在叙述其历史唯物论原理的时候,明确地列举了一些“意识形态的形式”:“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等等。[12]但马克思并没有说过这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必须是“理论化的”,例如艺术当然不是理论化的东西,倒毋宁说是情感化、感悟化的;因此,相反,马克思说: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3]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常常被人们忽略:思想最初直接就是存在;思想就是生活。然而传统的思想史范式却仅仅是指称的“理论化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葛兆光所批评的正是这样的传统范式,称之为“精英”的“经典”意识。
    不仅如此,葛兆光批评道:“历史对于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性的位置确认,常常是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等原因引起的。”[14]换句话说,精英的经典之所以被纳入思想史,其实是出于后来的思想史家的理解与阐释;言下之意,这样的“思想史”其实并不是客观的思想史,而仅仅是思想史家眼中的“思想史”。所以葛兆光说:
    如果把历史时间中出场的知识与思想等历史进程称作是“思想史”的话,对于这个思想过程进行的任何描述,都只是应该加上书名号的《思想史》,当思想史被后人加上他们的想象、理解和解释,用文字记载下来而成为《思想史》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了“在历史时间中制作思想路程的导游图”。[15]
    葛兆光这里其实是在主张一种客观的、关于“历史时间中出场的知识与思想等历史进程”的思想史,而反对那种主观的、出于“想象、理解和解释、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思想史。然而这就涉及一个更为重大、更为根本的问题了:历史、包括“思想的历史”何以可能?
    在这个问题上,显而易见,葛兆光的视域其实跟许多思想史研究者、包括侯张二人的视域是一样的,亦即还停留于这样一种传统的视域之中:客观的“思想的历史”。因为它是客观的,所以它才可能成为我们这种“研究主体”对面的“研究对象”。所谓客观的,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而绝不是那种“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等原因引起的”东西。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大英百科全书》对于“历史”的解释:
    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16]
    但事实却非常清楚:谁也不可能见到那种“实际发生”的“往事”;人们能够看到的总是“对此种往事的记述”。我们无法看到客观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总是历史的文本。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史学界至今不得其解的一个严重的困扰问题。
    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很容易想起克洛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历史经常是一种叙述”[17];这里的关键在于“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区别”[18]。然而克洛齐的历史哲学恐怕同样有问题,因为,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克洛齐是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因此,那个吞没了一切存在者、包括历史的东西,既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主观的东西,但也不是什么“存在”本身、生活本身,而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
    在这种克洛齐式的思想方式的背景下,人们自然不难想起柯林武德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认为:
    每个历史学家都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他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因此他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某些问题;而每个历史学家都根据他自己特有的观点,也就是从他自己特有的一个方面来观察每个问题。[19]
    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20]
    柯林武德的历史视域不同于克洛齐的地方在于:不是某种绝对“精神”,而是一种“个体透视”。这是一种带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的历史哲学观念,而克洛齐的则是一种先验论的历史哲学。
    柯林武德这样的历史哲学观念,不由使我们想起陆九渊的著名命题:“六经注我。”在他看来,“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集·语录上》[21])不过,陆九渊所说的“我”亦即“吾心”,并非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学家“自己”这样一个经验个体,倒更接近于克洛齐的“精神”,即具有本体地位的某种一般意识,亦即传统儒学所说的“本心”,本质上是一种先验的设定。历史、包括思想的历史只不过是这个先验意识的一种自我展现形式而已。
    但我们知道,不论是先验论的、还是经验论的哲学观念,都会遭遇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20世纪以来的思想视域,早已超越了这样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观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