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讲于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
欲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今天初次与大家结缘，只能在一两个小时内，给大家讲一个大而化之的课题，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和思考。这个题目的酝酿，最早是2000年春在上海龙华寺举办的华林佛学班开学典礼上宣读了一个纲要。后来，讲稿的基本内容为方广锠先生一篇近两万字的文章所引用，在《闽南佛学院学报》、《戒幢佛学》、《法音》等刊物上传播。去年八月份在中国宗教学会第五届会议上，以《二十一世纪宗教的五个趋向》为题，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这篇文章的结论部分。中国宗教学会一共开过五届全国性会议，我参加了三届。在会上发言，当然要提交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1995年年底在天津召开的第四届会议，我提交的论文是《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兼论中国宗教的若干理论问题》。这篇论文有一万五千字，1993年先在九华山佛学院演讲，分二期发表在院刊《甘露》上，天津会议之后，正式发表在《佛学研究》第二卷。也许是这篇文章思想太前卫，内容有敏感东西，在2001年宗教文化出版社的《佛教与历史文化》文集中无法通过审查，只能换一篇谈天台止观历史的文章。当时我说以后只谈历史，再也不研究当代了。但习兴使然，不平则鸣，现在不仅谈论现代，居然还要对中国宗教作大胆的预测。佛教有言：欲知过去因，现在受者是；欲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要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向，就要看看过去的发展以及现在的行为，大体可以判断未来会走到哪里去。所以，对中国宗教未来的预测，是为了更好地规范我们现在的行为，是我们做好当下事情的一个蓝图。当然，判断也会有错误的时侯。中国的宗教向何处去呢？只能是姑妄言之，大家则不妨姑妄听之。“三王主义”对中国宗教未来的判断，建立在我十几年前提出的制衡论这一理论模型上，也称作所谓的“三王主义”（人王—政治，法王—宗教，素王—学术）。“素王”指孔子，孔夫子生前到处宣扬他的思想主张却不被重用，但死后被捧上帝王般的地位。“素王”是用思想去影响人民而不直接去统治人民，我们把这看成是一个学者的最高典范。作为学者，既不依附于法王，也不依附于人王，而是守住自己独立不倚的学者本份。学术与政治、宗教，不应该是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式的臣属关系，而是像“唇亡齿寒”那样互为犄角的关系，它不能成为任何势力的附庸。宗教之于学术、政治，政治之于宗教、学术，也应如此。我们用这么一个理论观点，来考察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规律。我们是人，头上是天，脚下是地。人生存于天地之间，应该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正如太虚大师所言：“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为真现实”。什么叫“人成”？就是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但我们现在往往处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窘境，成为一个不上不下、不三不四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人格远远没有完成。人可分成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层面。人来自于自然界这么一个事实，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属性，问题在于我们是人文化成的产物，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这“几稀”的东西，就是人文化成的仁义道德，与自然形成一个对照。我们毕竟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文化在改良、提升着我们的自然属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归结为经济、政治、伦理三个层次。我们只达到这个层次够不够？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在经济基础之上，有着庞大的上层建筑，以及反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这意识形态有科学、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各种各样的哲学，则是对世界和我们人类总体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意识形态、社会关系、自然属性，这三者加起来，构成我们俗人的三个层面。也就是说，人不单是自然人、社会人，我们还有思想、有意识。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会反思自己的存在。人具有反省的能力，才会有烦恼和痛苦。人若处于极其愚痴的状态，反而没有烦恼，因为他处于动物般的单纯之中。正是因为人会反省自身，所以会感到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从而产生超越的追求，以达到完美的状态。请注意，当原始人走出动物般的单纯状态，能够反省自身的存在时，宗教就产生了。刚才说的是俗的层面，而宗教则进入圣的层面。宗教源于人类意识的超越性，以填补现实中的缺陷，化解生活中的烦恼，期盼着理想中的完美。把圣与俗合起来，维持我们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有三个递次向上的层次。第一、是世俗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构成最基本的经济、政治、伦理关系。第二、是世俗的思想层次，就是科学、道德、艺术、哲学等思想文化活动。第三、则是超越世俗社会的宗教信仰层次。这三个层次递次向上，应该说思想高于经济和政治层次。在思想里面，宗教的思想、宗教的信仰又高于我们世俗的思想。既然如此，高层次的东西就不能受制于低层次的东西。我们固然不能脱离我们的自然属性，也不能背离我们的社会关系，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自然和社会层次，不能停留在世俗文化的层次。交代了这个思路之后，再看我分别发表在戒幢研究所主办的《人世间》和《戒幢佛学》上的文章。那篇《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一文，是十多年来对中国佛教反省的结果，在此特别提出了“法不归位”的问题。我们往往忘了自己所处的神圣地位，经常要乞灵于世俗的政治权威和学术权威，纯属本末倒置。《论语》里有为政篇，有人问孔子，若让你来管理国家，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就是说，要给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定位，使其名实相符。1992年1月在上海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我在大会发言时，特别提出了要为宗教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气不壮，气不壮则事不成。宗教不能老是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要摆正宗教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的“名分”。上述三个层次可归结为三极：政治、经济、宗教。这三极各有特点，无论是人王的为政，还是法王的弘教，或是素王的治学，三者是谁也不能取代谁，谁也不能压制谁，但谁也离不开谁。这三极各有所司，但也有可以交集的共同点：就是为了社会的祥和、人民的康乐、世界的和平、人类的进步。三王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角度，为上述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力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共同来营造一个祥和、康乐、和平、进步的局面。佛教志在出世的解脱，但佛教毕竟存在于人世间，我们应该为社会祥和、人民康乐、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作出贡献。在这一点上，佛教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完全可以有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但超越的佛法不能就此下降到政治和经济的层次，不能失去自己的宗教主体性和神圣品格。否则，佛教又以什么资格去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呢？提出三王主义，就是要使政、教、学三界均衡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最稳固的正三角。三角中任何一面出现问题，都会造成我们人类社会的不幸。比如说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长达一千年，史称“黑暗时期”，法王（教廷）凌驾于学术与政治之上。在这个政教合一的神权体制下，宗教做了许多“越位”的事，干预政治，要裁判学术。宗教本是个好东西，但宗教教条一旦与强权结合起来，却制造了很多人间的悲剧，扼杀了世俗的政经活动、伦理活动以及思想文化的创造。这就是宗教凌驾于政治、学术之上产生的恶果。反过来，人王凌驾于其他两极之上，也会造成悲剧性的局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被彻底神化，成了集人王、法王、素王于一身的人间之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功绩，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就是把这个三王一体的政教格局拆开了，由此引出“走下神坛”这个词汇。这个术语来自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口述的回忆录，后来成了一种图书品牌，诸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周恩来》。若从宗教学角度看，“走下神坛”这一事实，解构了毛泽东时代三王一体的政教体制，原来被奉为“国教”的主流意识形态走向世俗化。所谓三王一体的政教体制：在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精神领域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主要标志的信仰体制。改革开放以后，这么一个封闭自足的体制被拉开了。讲得形象一点，就是向三王鼎立的方向发展，从原来的棒柱状，拉向锐角形，再朝向正三角形发展。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改变为现在的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法治国。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改革之后，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也必然随之改变。但现在精神领域方面，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世俗化运动，仍然处于法不归位的尴尬局面。该神圣的宗教信仰，还没有完全神圣起来；该世俗的世间理论，还没有彻底回归人间。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不上不下的胶着状态，这么一个信仰真空局面。二十世纪宗教发展的三条主线为了进一步说明法不归位的现象，我们再考察二十世纪宗教发展的整体脉络，由此梳理出三条矛盾主线。一、面对民族危机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宗教自身强烈的现代化诉求与经世致用倾向。中国的宗教，同我们的国家民族是同命相连。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整个国家风雨飘摇，处于亡国灭族的现实危机之中。宗教当然不能游离于整个国族命运的大方向，这出自我们的大环境----中华民族与中国宗教的共业所感。面对着亡国灭教的现实，宗教本身必须实现现代化，宗教要对我们的国计民生起作用。所以，二十世纪以来的宗教大师们，都提出了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对佛教来讲，突出表现就是人间佛教思潮，太虚法师、印顺法师是系统阐释人间佛教思想的代表。其实，我们还可以将此思潮追溯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他们把佛教作为改革国民性，建设理想社会的思想资源。包括与太虚、印顺同时代的梁漱溟，都可以视为人间佛教思潮的直接和间接的鼓吹者、推动者、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