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列强混战，“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却空前活跃，除了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之外，道家、墨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名家等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著书立说，广招门徒，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交锋带来了学术的空前繁荣，所以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被认为是我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列强之间的征战是武斗，以争夺城池和土地为目的，给人民带来的是深重的灾难；诸子百家之间是文斗，在思想的交锋过程中不同学派之间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可以取长补短，学术思想因此而得以繁荣。列强之间的征战与诸子之间的争鸣何以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精神与物质具有截然不同的属性。 两个人各有一个苹果，相互交换后每人还只有一个苹果；两个人各有一个“思想”，交换后每人有两个“思想”。物是有形的、有限的，在时空之中，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移运动即是它在某一处所的消失和在另一处所的出现，一物不能在不同处所同时出现。同样，人对物的占有也是排他性的，列强通过武力争夺城池，一个国家占有一座城池必然伴随另一国家失去这座城池。而思想是无形的，思想的传播不同于物体的位移，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知识，教师所掌握的知识并不会减少，相反，他会因为他的讲授而加深对以前所学知识的理解。百家之间的争鸣是思想的交锋，也是思想的传播和交流，如果各派之间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必然有益于社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武力的征伐是强胜弱、大吃小，取决于实力，如孟子所言“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学派之间的相争有时也取决于“势”，如获得统治阶层的支持（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门徒的多少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但一个学派能否脱颖而出甚至被定为一尊，最终还是取决于其思想学说与客观真理的契合度。因为精神是自由自觉的，理论学说不能从外面强制地灌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一个理论只有自身为“真”，才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所以，思想的交锋不在于“势”，而在于“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
通常认为，战国时代的四分五裂和政治动荡伴随着学术的大繁荣，而汉朝独尊儒术后学术思想已经陷入僵化和没落，儒学沦落为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与政治上的大一统相对应的是思想上的专制。有人认为政治上的动荡必然催生学术的繁荣，而随着政治的稳定学术思想也会失去应有活力，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有玄学和佛学的兴盛，在明清更替的天崩地解的大变局中，出现了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位大思想家。孟子说，“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学术思想的发展好像也是遵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规律。然而，如果政治与学术之间仅存在着这样的单向的并且是反方向的作用，而学术本身不能正人心、美风俗，以道抗势进而对政治产生正面的积极作用，那么学术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战国时代的学术繁荣这一说法本身就值得怀疑，学术的繁荣不能以学派和学说出现的多寡来判定，学术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要内化到学者的修身实践以及化民成俗的事业中去。如果百家争鸣是学术繁荣的表现，那么这样的学术繁荣既没有实现“在朝则美政”，也没有做到“在野则美俗”，而是暴政横行、社会动荡，礼坏乐崩、斯文扫地，最后还是暴秦依赖法家的阴谋诡计和虎狼之师统一天下。阳明子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所谓的百家争鸣只是“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墨子的“兼爱、尚同”和农家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是空想社会主义，一毛不拔的杨朱是对政治和社会漠不关心的隐士，名家和阴阳家陷于抽象的思辨。更有甚者，法家和纵横家之徒逢君之恶，为暴君对内愚弄欺压百姓和对外以武力征战出谋划策，所谓的百家争鸣不仅是“虚文胜而实行衰”，在孟子看来简直是“处士横议，邪说诬民，充塞仁义”。
学术的繁荣必须是基于同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和而不同），如果只有多样性而没有同一性，那么诸子百家之间的争鸣无异于瞎子摸象，是“举一而废百也”。摸到大象尾巴就说大象像一根绳子，摸到大象的耳朵则说大象的形状像一把扇子，每人各执一端，以偏概全，就不会有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求同存异。学术的繁荣不在于学派出现的多少（量），而是在于学派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取长补短（质）。而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立一个大本，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瞎子们争论不休，是因为他们不见大象之整体，所以不能以整体的“一”把尾巴、耳朵等作为大象部分的“多”统一起来。同样，学术也必须以“道”一以贯之，这样才有博学于文的为学日益，也有约之以礼的为道日损。
墨、道等诸子百家是“多”，儒家是统帅“多”的“一”，这个“一”是“夫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的“一”，而不是“举一而废百也”的“一”。儒家好比是作为整体的大象，诸子百家则是作为部分的尾巴、耳朵等。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儒家得大道之全体，惟有“反身而诚”，才能修己以尽己之性，才能上达天命。并且“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有尽己之性的“修己”，自然也有尽人之性的“安人”、“安百姓”。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把“修己”与“利人”绝对对立起来，说明杨朱的修养功夫只停留在躯体的“小体”上，而没有上达心性的“大体”上。躯体是时空中的“物”，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独立性，而心性则与天命合一，无人我、物我之分。朱子说：“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墨家的“兼爱”好像与儒家的“仁爱”接近，其实是以郑声乱雅乐。儒家的仁爱是推己及人、“修己以安人”，是“守约而施博”，“修其身而天下平”。而墨家务外而遗内，没有反求诸己的“修己”，那么兼爱也是空洞无物。如果说道家杨朱的“养其小体”是得大道之一隅，那么墨家的兼爱由于无本，其实是不知“道”。墨家的弟子们把精力放到几何、逻辑和技术的研究上。“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像阴阳家、兵家、名家等一般都停留在纯粹的理论上，脱离了修身养性这个大本，比杨朱和墨子的层次性还要低。像法家和纵横家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天下，满脑子阴谋诡计，而学术只能为“公”而不能为“私”，所以它们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学派。
儒家不是百家中的某一家，儒家与诸子百家之间是道与术的关系，类似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所以，从百家争鸣到定儒学为一尊不是“举一而废百也”的思想专制，而是从“术”向“道”的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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