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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养生观与乐医同构思维


    先秦哲学从古代鬼神观念及意志天的崇仰,渐渐转化发展出一系列自然哲学的概念,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所接受认同,并各取所需加以提炼,建构成各家的哲理系统。这些概念实际上是先秦哲学不同学派所共用的理论方法,普遍弥漫于自然现象及社会人事的理论中,它们长期为中国哲学、科学、社会乃至文化艺术的基本范畴,在潜移默化之间,渗透到医学科学、音乐美学之中。乐医是我国两种早熟的文明,几乎同步形成,其思维亦型构相同,其中共用的概念不止为后世医家与乐家所继承,实践层面上亦不断应用,长远影响民族的体格与气质。下文就道、气、自然、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概念考察乐、医二种理论的亲缘关系,及其融合成就别具民族特色的养生理论。
    先秦哲理中深刻影响医理的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天人同构(相应、相参)特色的整体思维,主导中医方法取向。春秋之后“天道远、人道迩”观念普及,人们进一步远离命定论意味的意志天,认取自然规律为主的天道。老庄天人合一,主张顺应。荀子主天人有分,但不主张道家式的因任自然,提倡积极地“制天命而用之”。《吕氏春秋·有始》“天地万物,一人之身,此之谓大同”思想界的进步的自然观念,促进晚周医学理论的发展。人体犹大自然中之小宇宙,天地四时运作与人生命变化相应,故当以适应自然秩序及创造合适条件为生存原则。作为研究人体健康的生命科学,医家认为人乃自然之一环,大自然既为一整体,人体之五脏六腑、经络血脉等亦是有机运作的整体。
    其二,气、阴阳、五行等自然概念范畴,组成医学原理的基本内容。
    气为古代哲学中表示物质存基本观念,由最早指气象之气,发展与生命联系,指人生命的本质。《管子·枢言》:“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庄子·知北游》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人禀气而生、气之异变出现疾病、气散则死,此气化原理的生命解释,到战国已普遍为人所接纳。气之分阴阳,二者对立互动形成万象,老庄易传于此多有说明。阴阳理论至晚周大行,邹衍以善谈变化消息着称,将阴阳与由“五行相胜”观念为基础推出“五德终始”,综合杂说而成一套解说政治历史的理论,后为汉儒所吸纳,筑构成董仲舒的宇宙观,亦为我国自然科学哲学的主要架构。
    就在先秦哲理思想指导和丰富的医疗经验总结下,《黄帝内经》所建立的医学理论体系,主要继承春秋战国共用自然概念,如《素问》:“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除了系统地解释人体生理、病理、断证、治疗等问题之外,养生预防方面累积丰富经验,也系统地整理成理论,首要重视“未病先防”原则,谓“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预防方法主要在加强体质水平,正气充盛,邪气不侵,正气内虚,阴阳不调,则邪气作用造成病变。内经说养生,注意起居饮食有常、劳逸有节,明显吸收了道家中清虚无欲的精神修养理论,注重心理健康,认为调摄精神,情志不失,正气充盛,可避免生理出现病变。
    《素问·上古天真论》:“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素问· 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素问》所提出的健康基本准则,在乎生理与心理整体的平衡,谓“内外和调,邪不能害”
    又《平人气象论》(中和)“平人者不病也”。天地之“和”,指万物和谐共处的状态,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亦谓 “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天人同应,医学中所说身心内外“平”“和”的健康标准,是在生命科学层面上呼应大宇宙的规律,故由老庄至内经,所谓恬淡虚无、调摄精神的主张,都是效天地,法自然的思维方法。
    天道规律覆盖人道领域,自然法则通于治道、医理与文艺。所以在天人同构的思维指导下,先秦君主之治天下、医家之治病养生,对情欲分配节导等问题的理解与管理原则也是不约而同的。《吕氏春秋·情欲》
    “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
    …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
    《左传》记医和为晋侯诊疾时发表如下理论:
    “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左传》昭公元年。
    医家养生依从“平和”的指标,内守精神使冲淡,外节声色滋味使情欲不过,先秦以前已积累相当丰富经验。如《吕氏春秋》:
    “耳虽欲声,目虽欲色……害于生则止……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
    “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毕数之务在乎去害……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
    所谓贵生知本,不外依自然规律养和守神,合度地管理情志和欲望,可享天年。
    先秦音乐理论的结构机理与医理相同。周代以礼乐治天下,礼以别异,乐以和同,并为先秦文明之表征。西周盛世,礼乐的措施全面贯彻于整个统治机制。东周礼崩乐坏,诸子对乐的价值有所质疑,墨道为甚。唯儒家积极为礼乐理论作补充整理,至晚周高度成熟。如由荀子乐论、礼记乐记所见,其理论结构与同时代的天人相应同调。于人道层面,乐既通于治道,亦与医家治身思维原则一致,并已出现完备的音乐养生功能理论。
    《荀子·乐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自此荀子为儒家以诗乐观风俗、成教化的文艺功能论定下基调,并支配了整个中国文艺正统的方向。音乐,作为情志的产物,是欲望需求的一种,故人不能无乐。音乐与快乐同训,在解义上已说明音乐为人带来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愉悦作用,是正面的。这种音乐的取态固然利于推动音乐社会的功能,对于肯定音乐养生治疗的意义更为积极。
    《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大小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治国者根据人的天性推广音乐,既满足百姓感情需要,又完成对人民的教化,引导风俗向正常发展,此伦理上的功能。“和”,作为音乐重要的审美特质,它与天地一样和协,又能调畅人的情志,使“血气和平”,正合医家调摄精神、使“内外和谐,邪不能害”养生的原理,此医学上功能。《史记·乐书》更加附合五行理论,谓五音之作动调协,使五脏和正:“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
    总之,“乐和”的观念与天地人伦的理论是一体同构的。
    大抵汉以前的乐论,都继承先秦儒家的观点,重视音乐的教育和管理,以发挥它政治、教化、娱乐等社会方面的功能,至于个人健康方面则渗浸儒道、综合杂说,就修身养和原则发挥它养生功能。魏晋以后,情况有较大幅度的发展,先是社会巨变,文人面临沉重政治压力,保存性命、追求个性的意识特强;儒经不再主导思潮,庄老易学登场,道家尊重个体价值的自然观,促使六朝走向文艺自觉,加上医学的长足发达,养生延年的意识已高涨到历史的新水平。这时音乐和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一步有所融合,文士有意识地将音乐与养生联系,并且融注到生活之中,成为他们个性生命中重要部份。其中古琴尤为文士所钟爱,魏晋嵇康父子、阮籍、阮瑀、阮咸父子均善鼓琴。魏晋以后,古琴除了保留儒家特色的修德教化功能论之外,渲导郁结、愉悦情志、自我调适的心理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值得我们注意是这些士人的认识,并不停留在传统医学文化理论层面,而是在生命上有真实体会,古琴养生因而在实践层面得到大量开发。
    古琴“中正和平”、“清微淡远”的审美趣味,特得文人喜爱,传承三千年未曾间断,历代文士、琴人留下的诗文纪实,纪录了珍贵的音乐治疗经验。《吕氏春秋·适音》:“……昔
    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以上可能是最古老的音乐治疗纪录。魏晋以后文人留下的纪录远较此为详尽,都为真实例案。孙登以琴遁隐,阮籍借琴酒以忘世,嵇康临刑,顾日影奏广陵散,连不精于音乐的陶渊明,亦经常在诗作之中提及琴,谓“乐琴书以消忧”、“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可见魏晋以后,琴除了音乐艺术上本身的价值外,医疗价值得大开发。消极地说,它是失意士人安慰精神、治疗创痛,发挥了它的精神治疗功能。积极方面,养生效能亦大受推广。
    嵇康《答难养生论》:“窦公无所服御而致百八十,岂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养神之一征也。”
    又嵇康《养生论》集中发挥老庄清虚无为养生观,琴音有宁神静心作用:“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
    内无情欲之惑,外有声音之助,不论从理念或从经验上说,琴音淡泊之有益于养生,乃是儒道与医家的共同认识。文士之外,又有服食导引之士、唐宋之后的僧家,陆逐加入琴人行列,古琴又被引用到与仙家吐纳、佛家默坐静修之中,古琴成为各家共许的修身手段,养生的功能受到普遍肯定。
    以下是唐宋两则治疗例案。
    白居易好音律,作了大量咏琴诗,晚年得风疾,惟爱听琴音。
    “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已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消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好听琴》
    “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泄泄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五弦弹》
    宋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其中之一是琴。在《送杨置序》谈到他年青时不得意,幽忧不平,患上情绪病,后来学弹琴,用音乐抚平心绪: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愉然不知疾之在其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郁,写其忧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予友杨君…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多作琴说以赠其行,……”(一作送杨二赴剑序)《欧阳文忠集》
    爱好古琴的人,病中听琴,固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然医家注意治于未病,所以古琴摄生练神养气的防病养生作用,比较治病功能更为基本。长期以来,古琴着述中常指出古琴能养生的事实,间中出现少数仙家惯见的神化想像,一般来说,并没有过度夸大,而是更多从整体角度讨论问题。举例说,古琴固然有助益治疗之功而不是万应灵方,任何人对于艺术接受的程度和利用它调心养生的功效,不是单一的现象,而是要诸方面条件,包括社会心理、文化环境、教育素质与个人音乐修养等相互配合。其实《乐记》早已相当全面触及这些问题:“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此义近于庄子所谓“聋者无以语乎钟鼓之声”,而论述较周圆。所有艺术必要经过薰陶,对于全无音乐兴趣的人,古琴不可能是即时的特效药,除非官能有缺陷,音乐的感受可以培养,浸淫日久,自有调节身心的功效。
    古代自然结构理论的生命力极强,延展数千年不败。古琴与医家二种门类,不但结构内在相互关连,且具有极久远的继承性。我们看七十年前胡滋甫发表的《琴心说》一文谓:“闻宫音则意凝,意凝则脾静,脾静无思。闻商则魄静,魄静则肺宁,肺宁无言。闻角音则魂藏,魂藏肝平,肝平无逐。闻徵音则神清,神清则心安,心安无观。闻羽音则精涵,精涵则肾澄,肾澄无忧。”
    黄濂的《舍不舍斋琴说》则谓:“窦公……邱公明……皆琴人长寿之证也。其理之深奥如史记所言,不足以知之矣,其显而易见者,即琴能消忧,次则弹琴必调气,气调则呼吸均平而导引之始也。”
    其他近代琴学载录,或述鼓琴操弄时两手按泛指法与血脉经络流通原理,弹奏时节拍缓急与呼吸调
    节与养生的关系等。总之,古琴养生理论中,五行、五音、五脏的结构排列、相生相克的循环原理,思维方法完全参照古人理论,引伸、联系、重覆变调常有之,全面拆卸旧有、重新筑构理论则无, 传统琴论更多正视事实,着眼于总结弹琴的具体经验,或就琴人“平和”“闲逸”的生命情态作整体的观察。
    如清代《五知斋琴谱》:“琴之为器……其声正,其气和,其形小,其义大,如得其旨趣,则能感物。志躁者,感之以静,志静者,感之以和。和平其心,忧乐不能入,任之以天真,明其真,而返照动寂,则生死不能累”
    琴书中类此典型的综合陈述屡见,大致强调心志对身体的主导作用,养心守神可保元气以调控身体、维持平衡,重视身心整体的有机变化,少就局部问题作技术性的验证,甚至对经验现象的表述方式,长期以来似无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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