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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浴的起源与发展


    
    祖国医学数千年的总结,在对疾病的辨证治疗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治疗上,更是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药浴就是对疾病治疗的一种内病外治的方法之一。
    在中医中,药浴法是外治法之一,即用药液或含有药液水洗浴全身或局部的一种方法,其形式多种多样:洗全身浴称“药水澡”;局部洗浴的又有“烫洗”、“熏洗”、“坐浴”、“足浴”等之称,尤其烫洗最为常用。
    中华药浴,古已有之。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载有熏浴方8首,如用雷丸水浴治疗婴儿疼痛、韭和酒煮沸以其热气熏蒸来治疗外伤等,是我国目前最早发现关于药浴的文字资料。《礼记》中讲“头有疮则沐,身有疡则浴”,《黄帝内经》中有“其受外邪者,渍形以为汗”的记载,可以讲,药浴的历史源远流长,奠基于秦代,发展于汉唐,充实于宋明,成熟于清代。
    东汉时期,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里,介绍了一些药浴疗法,如治疗百合病的百合洗方:“上以合百一升,以水一斗,渍之—宿,以洗身。洗已……”不但说明了内病外治的作用机理,还说明了使用药浴后调理及注意(食煮饼,勿以盐豉也。)。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则收录了更多的药浴内容,对不同的疾病原因使用不同的方法,如酒洗、醋洗、黄柏洗。“若有息肉脱出,以苦酒三升,渍乌梅五枚以洗之”。最可贵的是运用药浴开创了急救的先河:“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马矢以水煮取三斗以洗。”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侯论》有“食毕当漱口数过”的记载,作为口腔保健方法介绍,实为含漱药浴治疗方法的起源。到了唐朝以后,运用药浴治疗疾病的内容更加丰富,除了常见外科皮肤疾病如痈疽、冻疮、丹毒外,还运用于妇科、儿科以及临床急症抢救等。到了宋明时期,随着各大医家流派的出现,药浴更是百家争鸣,对药浴的临床应用以及作用机理都有了更深的见解,极大丰富了药浴治疗方法的内容。
    《太平圣惠方》记载有熏洗方163,除了大量的内科药浴方外,还包括眼科方24首方、扭伤骨折方11首、阴疮湿疹方24首。《圣济总录》“治外者,由外以通内……,籍以气达者是也。”“渍洗法,所以宣通形表,当以汗解,若人肌内坚厚,腠理致密,有难取汗者,则服药不能外发,须借汤浴,疏其汗孔,宣导外邪,乃可以汗……”。《幼幼新书》分四十论,五百四十七门,集百家之方论,其中药浴方法内容丰富。元朝周达观《真蜡风土记》“国人寻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频频擦洗,便自痊也。”明《伤科补要》详细记载了熏蒸疗法的具体操作:“凡宿伤在皮里膜外,虽服药不能根除,服瓜皮散,次用落得打、陈小麦、艾叶三味,用河水共煎一锅滚透,入小口缸,横板一块,患人坐在板上,再将单被盖身,其汗立至,不可闪开,恐汗即止,病根不除也。”李时珍《本草纲目》收集了明以前的单验方万余首,在外治中介绍了含咽、沐浴、药磨、擦洗、热浴等多种药浴方法,治疗范围的扩大很多。
    到了清朝,是药浴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不但在民间流传,在清代一些宫廷秘方中,有许多沐浴、洗头、洗眼睛及其他外洗方。临床应用基本与内科治法并力,并广泛用于急症、内、外、妇、儿、骨伤、皮肤、五官等科目数百种疾病的治疗。《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在各类方中有洗涤类方,认为“洗涤之法,乃疡科溃腐,而无壅滞也。凡肿在四肢者,溻渍之;在腰腹脊背者,淋之;在下部者,浴之。”在儿科杂病心法要诀中对初生婴儿用五枝汤浴之,免于日后生疮。
    对药浴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吴师机,他所著的《理瀹骈文》是吴师机集我国内病外治大成,融多年治病经验撰著而成。吴师机其人,中过举人、进士,视功名如粪土,弃官不作,重返故里,自制膏药治病救人。每天求病之人“地去一二百里,人来五六十船”,多则月内有两万余人登门求治。膏药治病简便,收费低廉,有时竟一帖而愈,他被赞誉为“吴一帖”。基者,理也。药者,瀹也。吴师机说:“凡病多以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经文内最外取并列,未尝教人专用内治也。”外治之药切近皮肤,能彻到肉理之中,亦能将药之气味透过皮肤直达经脉,摄于体内,融于津液之中,与之合而为一,具有内外一贯之妙。正如吴师机说:“切于皮肤,彻于肉理,摄于吸气,融于渗液。” “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即是说外治和内治用药机理相同, 只是给药途径不同而已。“外治必如内治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也。”“虽治在外,无殊治在内也,外治之学,所以颠抖不破者,此也;所以与内治并行,而能补内治之不及耳,此也。”这些论述为药浴治疗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药浴不同的表现形式,吴师机将药浴分熏、洗、沐、浴、浸、喷、浇、淋八法,治疗范围涉及中医的内、外、妇、儿、五官个科,并列举药浴方79首,功绩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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