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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仕途受挫成全能艺术家


    
    元代文人画的兴起,与道教的兴盛有共同的时代因素和内在的精神联系,因为元代画坛的几位巨匠同时也是道教的信奉者。首开其风的是画坛领袖赵孟頫,他虽然身在朝廷,但内在精神始终不离“清静”二字,其画风简约、清远,蕴含着道教的美学思想。
    元代贬儒崇道文人借笔抒情
    元代绘画史有一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画家都信奉道教。这些画家或直接投入道门,或在家修道,或具有一定的道教思想,其作品或多或少蕴含着道家、道教的审美思想及意趣,形成了清、静、简、淡、雅、拙、空、远的元代文人画风格,在画坛上占据了主流地位,并影响了明、清两代画坛的走势。元初的赵孟頫和元末的“元四家”(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早在元代以前,道家和道教思想已成为一些画家的精神家园。道教奉道家创始人老子为始祖,老子提出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绘画追求写意、神似、自然的风格和神韵,顾恺之、吴道子、宋徽宗等画家都是道教徒。到了元代,道教思想对画家的影响呈愈演愈烈之势,乃至出现了画家集体信道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贬儒崇道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儒、释、道三教中,儒教的地位本来一直高于释、道(个别时期除外),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佛教和道教受到空前重视,儒教地位急剧下降。由王喆创立的全真道迅速崛起,和已传承千年的正一道并驾齐驱,均受到元代统治者的庇护,享受免除差役、赋税的特殊待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儒士,其社会地位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一张流行于元朝的社会阶层排行榜上,“儒”居第九位,仅排在“丐”之上。文人画家绝大部分都是儒士,面对科举之途受阻、入仕无门的困境,便纷纷投入道教所开辟的“桃源洞天”,有人借笔墨以抒其抑郁之情,有人将道家清静无为思想融入笔端,讲求意趣,各自形成独特的风格。
    赵孟頫郁郁不得志信奉道教求解脱
    出生于南宋末年的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嫡系子孙。父亲曾任宋朝的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史。他天生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在少年时代便有远大的志向。但可惜好景不长,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二十多岁时又经历了亡国之痛。虽然后来他的命运峰回路转,被元朝重用,屡次加官晋爵,晚年更是官居一品,但数度受到权臣的排斥刁难,无法施展才华,实现其抱负。故内心深处仍郁郁不得志,常有“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之叹。同时,他以宋宗室的身份仕元,为时人所诟病,而他自己对此抱有惭意。因此,通过信奉宗教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就成为他必然的选择,而最终他选择了道教。
    赵孟頫和道教的关系,从其名号就可略见一斑。他的字号很多,比较常用的是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在家道人、太上弟子等,这些字号直接表明了赵孟頫的另一个身份——在家修行的道人。他之所以信奉道教,有家庭背景的原因,也有时代背景的原因。宋代皇室向来崇道,宋徽宗还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很多皇室宗亲都是道教徒,赵孟頫的祖先也不例外,据说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任职于道观。
    同时,赵孟頫生活的时代,正是道教影响最大、传播最广之时。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诏全真道所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五祖为“真君”,又封王喆七大弟子为“真人”。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元武宗又加封全真五祖为“帝君”,七真为“真君”,丘处机弟子尹志平等十八人为“真人”。道教初创人张陵的后代也受元室扶植,元世祖曾三次召见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命总领江南道教。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授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全真道的地盘主要在北方,正一道则以南方为根据地。
    与道教领袖成莫逆之交
    在这种特殊的家庭和时代背景下,赵孟頫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儿时便结识了活跃于宋、元之际的茅山宗高道杜道坚,并尊杜道坚为师,后来又受法诀于茅山宗道士刘大彬,可以算是一名茅山宗道士。此外,他和玄教(龙虎宗支派)首任大宗师张留孙、第二任大宗师吴全节等也过从甚密。赵孟頫曾遵师嘱画老子像和《玄元十子图》,并旁书小传。“玄元十子”是指关尹子、文子、庚桑子、列子等道教先贤。在《玄元十子图》之后,赵孟頫写道:“师(杜道坚)嘱余作老子及十子像,并采诸家之言为列传。十一传见之,所以明老子之道,如此将藏诸名山,以贻后人。子谓兹事不可以辞,乃神交千古,仿佛此卷,用成斯美。”
    赵孟頫和张留孙、吴全节也是莫逆之交,他是元朝高官、画坛领袖,张、吴是道教领袖,他们曾经同在集贤院里共事,经常切磋交流,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张留孙死后,赵孟頫亲自撰文并书写了纪念他的碑铭,此碑目前保留在北京东岳庙大殿旁的庭院里,是研究元代道教和赵孟頫书法艺术的珍贵文物。
    全真道以合一三教为旗号,王喆劝人诵佛教《般若心经》、道教《道德经》、《清静经》及儒家《孝经》,赵孟頫对这种理念非常认同,曾作《三教图》倡导三教合一,晚年以书写儒、道、释经文为乐。元仁宗评价他“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能及”,可谓公允之言。
    开创元代文人画新风尚
    赵孟頫是“全能艺术家”,诗、书、画、金石无所不精,特别是书法和绘画的成就最高。明人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明人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赵孟頫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靠过人的天赋外,还得益于他的道教修养。
    道教崇尚简约、简易,老子《道德经》提出“少则得,多则惑”,这种思想对赵孟頫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元代画坛中,他首先提倡“简”的风格,认为笔墨应尽量从简,方能突出意境,显露灵性。他向往古代绘画朴素的风格,提出了“古”和“简”的统一。他在自跋画卷中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为(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他的绘画作品,既能简,又能密,表达出深远的意境。
    赵孟頫的《松下老子图》,对“简”和“繁”的处理极为恰当。清人钱杜在《松壶画忆》中评论说:“《松下老子图》,一松、一石、一藤榻、一人物而已。松极烦,石极简;藤榻极烦,人物极简;人物中衣褶极简,带与冠履极烦。即此可悟参差之道。”
    也有人认为赵孟頫的画作可以用“清”字来概括,这个“清”的意境也源于道家哲学。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修道到一定境界,心灵自然会“清”。有了心灵之“清”,才能把握天地之“清”。画面“清”,境界便远。赵孟頫的绘画实践,正是道教审美思想和意趣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
    然而,赵孟頫毕竟还有凡心,和以得道为目的的出家道士有所不同,因而不能守拙,也不能实行道家以拙保身的处世哲学。所以他的书法“圆转流丽”,其绘画也就缺乏“拙”的味道。明末清初傅青主和顾凝远,曾分别以因巧失拙的观点,批评赵孟頫的绘画和书法。尽管如此,赵孟頫仍然开创了元代文人画的新风尚,为文人画成为主流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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