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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源流之“魏晋时代的书法艺术”


    
    晋 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 纸本行书 23 14.8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魏晋时代的书法艺术
    汉传到献帝,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终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司马昭灭蜀,司马炎废曹灭吴,于是三国统一而晋兴。八王乱起,西晋又终;司马睿又建东晋。 自公元220年至公元420年,历时200年整,这一段时间便谓之“魏晋时代”。曹魏曾经下过禁碑令,后来晋代也曾重申,因此这一时期碑刻数量锐减。但也不是绝无。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汉以来“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思想变化节奏加剧,以书传言、交流思想频繁起来;加上士族文人以书法互相标榜,所以书法获得较大进展。
    篆书仍有用场,隶书仍为通用的代表文字,然而由于禁碑令的限制,应用上不如以前广泛,故大多数篆、隶作品已渐致浇漓,呈现出强弩之末的颓势。但也出现了像《天发神谶〔chen〕碑》这种融铸篆隶、风格奇崛的作品。
    楷书的发展,已是历史的必然。在隶书的原型上,融进一些简书、草书的笔法,加以净化、规范化,便是楷书的模型。楷书的萌生虽开始于汉末,但正式的成型则在魏晋时期。钟繇(公元151—230年)在楷书的形成中是一位卓有建树的书法家,他的《宣示表》、《力命表》虽都是小楷,但足以代表当时的楷书。
    利于简札应用和展示风致的行草书,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草书领域,一方面对汉时的章草作了规范的整理,一方面在书写实践中增益挥洒的意趣,因而大大加强了“草”的飞动驰骋之势。卫瓘、陆机等人的草书虽仍属章草,但已极大地向今草靠近了。
    把今草更向前推进一步的是王羲之(公元303—361年)。他曾拜过右军将军,故称“王右军”,因他在书法艺术上贡献巨大,世人尊为“书圣”。他的《十七帖》为今草中以“简约”为法的典范,展示了他高超的艺术才能。
    当然,王羲之的更大贡献是把行书推到了成熟的高峰。
    羲之的儿子献之,在他父亲的艺术创建中,曾提出了权衡抉择的明智的敦促意见,而且他自己的艺术实践也有很高的成就。所以,每提到行草书,必然提到他们父子,世称“二王”。不仅是晋代书法的典范,而且也成为历史上行草书的极则。
    他们传世的墨迹都是稀世之宝,尽管它们的真赝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在书史上还没有发现可以伪作出那些作品的书家。他们的名作极多,《丧乱》可为行书的典型。
    在历史上,凡是艺术达到高峰的时代,理论也必有相应的高度。这正表明书法艺术家们的成就正是一种自觉追求的结果。魏晋时代在行、草书上的成熟,与当时理论的高度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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