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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道教 神道设教与体用思想


    
    《周易•观卦•彖》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说的“神道设教”是《文心•原道》篇的理论根据,是刘勰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首先“神道设教”的思想把形而上之道体与形而下之器用统一起来,以“天之神道为本体,以民之教化为效用”,显示了体用不二的思想特色。这与刘勰一方面要原道溯源,确立文章的本体渊源;另一方面又要载道设教,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的体用思想完全相符。《原道》篇所说的“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心惟微,神理设教”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其次,“神道”乃抽象之本体,所谓“道心惟微”,“神道难摹”,其中精义只有圣人才能心领神会。圣人通过画卦设象、敷章擒文来阐微显幽,昭示天下,这样圣人就成了原道设教的中介。刘勰在篇中也正是这样论述的,他把伏羲、孔子等儒家圣人看作是联系“道心”与文章,“神理”与教化的中介,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提出了“道一圣一文”三位一体的文学思想。第三,在《周易》中,“观”的思想特别突出,“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方法也是“观”。圣人上观神道,极深研几,故“四时不忒下观民风,体察人情,故“天下服矣”。刘勰继承了《周易》上观下察的说法,认为圣人“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从而创典立文,鼓动天下。
    弄清了《原道》篇的思想渊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刘勰是怎样具体运用“神道设教”的思想来论述文学的体用问题了。纪昀在《原道》的题评中说:
    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
    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
    这就告诉我们:刘勰的髙明之处在于他能自觉地对文学问题探本溯源,把文学的起源上升到道的高度,以“自然之道”(“神道”)作为文章的存在根据,确立了文学本体论。
    “神道设教”中的“神道”作为附着在占筮之经《周易》上的哲学思想,尚有鬼神迷信的神秘色彩,但其主要含义则是指天地自然的运行变化规律,包括了天道、地道两方面的内容,即自然之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天地变化、阴阳不测,故曰“神道”。《周易》中“神”字,除了偶尔指“鬼神”、“神物”之外,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指变化神速、幽微难测的自然之道。自然之道(“神道”)在运行中生出日月山川之丽象,著龟河洛之神物,此即“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自然生成法则,前人谓之为:“天不爱道,地不爱宝,河出马图,洛出龟书,天地之大文章也。”圣人对天地大文章“则之”、“效之”、“象之”,便创造出卦、画、言、辞之类的圣人文章。约而言之,圣人之文来自天地之文,天地之文源于阴阳变化,最终自然神道就成了天文、地文、人文的存在根据,最高本体。刘勰运用这种“自然神道”的思想,借《周易》“三才”之说,把天文、地文与人文、言文联系起来。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曰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天地万物,“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文章是天地万物本身的自然属性,道在创生天地万物的同时,也就创生了文,所以说天之日月、地之山川均是“道之文”;龙凤虎豹、云霞草木之类的动植之文也来自“自然”。那么,人为“三才”之一,又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其有文采自然更不待言: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即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
    就像天地万物有形就有章,有声就有文一样,人有心就会有言,有言就会有文,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以刘勰说人文也是“道之文”。
    这样由天、地而人,由自然之文而人文,刘勰就把文章的起源与天地的降生联系起来,为文章找到了本体的依据,建立了“自然之道”的文学本体论,用他的话说就是:“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即“神道”,邵雍说:“道为太极。”(《皇极经世》)朱熹也说:“太极者,道也。”(《周易本义》序)先秦各家对宇宙的最髙本体称谓各异:
    “《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阮籍《通老论》),但所指则一。刘勰借《周易》“神道”来立论,故曰“太极”。
    如果说“神道”是刘勰文学体用思想的上半截(立体),那么“设教”就是它的下半截(致用)。“神道设教”是《周易》天与人相通,自然与社会一致思想的概括,《周易》以自然之道说明社会规律,把天地人看作是并列的“三才之道”,再用“三才之道”组成各个具体的卦象,使天地人三者成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三才之道也。(《系辞》)
    通观《周易》卦象,无不以自然之道晓谕用世之理,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象传》),都是以天地运行的自然之道来指示人事活动应顺应规律,教化天下人如何立身处世。刘勰对《周易》“神道设教”、明体达用的思想有明确的认识,他说“《易》惟谈天,入神致用”(《宗经》),这正抓住了《周易》“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举)神物以前(指导)民用”的体用结合的思想特点。为了进一步把《周易》的致用精神转到文学的社会作用上,刘勰引用了《系辞》“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观点,以此说明文辞只要符合自然之道就能鼓舞人心,指导民用。刘勰十分重视文学的致用功能,他高度称赞圣人经典“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的巨大社会作用,并从“政化”、“事迹”、“修身”三方面具体论述了文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序志》中,他把“文章之用”视为“经典技条”,说“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在他看来,后世文章由圣文派生而来,为文要在征圣宗经,像圣文(经典)那样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章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程器》篇说的“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摘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把刘勰论文重实用的思想推到了顶峰。
    关于刘勰借《周易》“神道设教”的思想论述文学的体用问题,《原道》赞辞作之很好的概括,我们不妨照抄于此,以证前述:
    道心惟微,神道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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