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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内家拳武术的源流论争


    内家拳的武术源流,在关于张三丰的生卒年问题的争论之外,同时还伴随着围绕内家武术的源流的焦点话题。而这个问题通常又与一篇名为《王征南墓志铭》的文章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武当武术中,王征南是一个不能回避同时也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名人,这不仅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位武当武术名家,更是因为围绕王征南而引发的武术内、外家的话题,在中国武术的发展中也曾经掀起了激烈的浪花。
    
    据欧阳学忠《太极拳的源与流》分析,武当武术太极拳的传承,按一般说法,在历史上主要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其中南派又有王宗岳回传而成,其先由张三丰传拳王宗,再由王宗传拳陈州同,陈又传拳于张松溪,最终由张松溪开创了武当太极拳南派。
    这是南派太极拳的传承概况。按照南派太极拳的承传关系,张三丰首先传拳于陕西王宗,王宗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王宗岳。据胡转运、黄玮著《太极拳与气功》记载:王宗为陕西西安坝桥官厅村人,祖居浙江余姚。官厅村位于唐代宦官“夏侯墓”附近,原名“夏侯村”。明成化年间,村内武将王通领兵打台湾,后受诬陷被屈杀,皇帝给雪冤后赐以金头,葬于村西南(有墓遗址)。夏侯村,当时又称“金头村”。由于皇帝雪冤后追封王通,其子王宗遂祭文设厅,将村名改为“官厅村”。王宗师从张三丰习拳后,回到了浙江余姚老家,其家族世代习武。王宗之子王守仁,号阳明,习武有成,后来官至兵部尚书。他倡导“知行合一”,反对“程朱理学”,对后世影响很大。王宗师从张三丰习拳后,又回到了老家浙江余姚,其家族世代习武。王宗的弟子陈州同,与王宗同乡同事,也曾在西安府衙任文案多年。南派太极拳第三代传人张松溪,大约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前后出生于温州,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左右卒于贵州的玉屏。张松溪师从陈州同创立的武当太极拳南派,亦称之为武当内家拳松溪派。
    可能是因为名声太大的缘故,张松溪的事迹在明朝人沈一贯的《搏者·张松溪》、《宁波府志·张松溪》和百玉丰的《浙东四明剡山少林寺一一十庵十庙》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张松溪的事迹中最突出的可能要属与少林僧人的比武较技之事。明朝时倭寇猖獗。嘉靖年间,江浙沿海一带也发生了倭乱。据相关资料记载,公元1555年,即嘉靖三十四年时,名垂青史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奉调浙江,全力平倭。为消除军队中的兵痞现象,戚继光亲自招募了一支三千人的新兵。当时,参加戚继光抗倭军队的还有一批来自少林寺的爱国武僧,而此一时期的新科武状元杨斌也推荐自己的师弟张松溪参军抗击倭寇。少林武僧虽“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而乘之”,而张松溪的内家拳却“御敌无隙可击”,“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因此,据一种说法流传,戚继光训练戚家军因多用张松溪的内家拳法,从而冷落了少林武僧,并引起了少林武僧的不满,于是武僧就派人找张松溪挑战,据有关材料所载,“松溪袖手坐,一僧跳跃来蹴,松溪稍侧身,举手送之,其僧如飞丸陨空,堕重楼下,几毙,众僧始骇服。”从此武当内家拳法,名声大震,远近皆服。在张松溪之后,众多的武当派武术人才,共同形成了太极拳南派。据记载,张松溪共传弟子四人,四人中又以四明叶继美为最善。四明叶继美又传弟子吴昆山、周云泉、单思南、陈贞石、孙继槎;吴昆山续传其弟子李天目、徐岱;李天目再传其弟子余波仲、吴七郎、陈茂宏;周云泉再传卢绍歧;陈贞石所传弟子为董扶舆、夏枝溪;孙继搓所传弟子为柴玄明、姚石门、僧耳、僧尾;单思南则将技艺传授给了大名鼎鼎的弟子王征南。
    王征南(1617-1669),名来咸,字征南。史载,其早年从军,曾经以“七矢破的,补临山把总”,由于王征南的“屡立战功”,故曾经升官做到“都督佥事副总兵”的职位。据说王征南早期曾经参与反清复明的斗争,斗争失败后便隐居于乡野之间,据传王征南也正因此才“终身菜食以明其志”。王征南晚年曾经秘密收徒传武多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思想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也得以拜王征南为师,从王学练武当内家拳法。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才引出了后世名动武林的《王征南墓志铭》。王征南下世之时,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师黄宗羲给他写了墓志铭,在这个墓志铭中,也是在中国武术史上,首次提出了中国武术的内外家武术之名分。《王征南墓志铭》中说到:“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内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王征南去逝后约七年,大概在公元1675年左右,其弟子黄百家又著作了《内家拳法》和《王征南先生传》。上述文献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王征南的内家拳法。王征南之后,武当张松溪南派太极拳又得以不断远传到南京、四川等地。
    
    关于《王征南墓志铭》中说到的武术的“内外家”之说,历来争论很大,不同的学者和武术爱好者们根据自身对于武术的理解,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中国武术的相关分类进行了多方探讨,从而使得“内外家”之说也成为中国武术理论发展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和争论,应该说对于我们开阔武术的认识视野,加深对于武术的理论认知,对于中国武术的理论体系的深入和完善,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内外家”的文字,在《王征南墓志铭》中还记载有下面一段内容: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内家。盖起子宋之张三峰。
    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三峰之术,百年以后,流传于陕西,而王宗为最著。温州、陈州,同从王宗受之,以此教其乡人,由是流传于温州。嘉靖间张松溪为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叶继美近泉为之魁,由是流传于四明。四明得近泉之传者,为吴昆山、周云泉、单思南、陈贞石、孙继槎,皆各有授受。昆山传李天目、徐岱岳;天目传余波仲、吴七郎、陈茂弘;云泉传卢绍岐;贞石传董扶舆、夏枝溪;继槎传柴玄明、姚石、僧耳、僧尾;而思南之传,则为王征南。
    思南从征关白,归老于家,以其术教授,然于精微所在,则亦深自秘惜,掩关而理,学子皆不得见。征南从楼上穴板窥之,得梗概。思南子不肖,思南自伤身后莫之经纪。征南闻之,以银卮数器,奉为美檟之资。思南感其意,始尽以不传者传之……”
    上面这一段文字所记述的内容,虽然字数不多,但在中国武术的理论发展中却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成为后世研究武当武术和其它拳学体系的一段重要理论依据,并且,通过这些文字的记载,又给我们进行明清时期的武术发展状况研究提供了相当难得的文字证据,这些文字所反映的内容,对于武当武术的重要性更是可以说称得上举足轻重!
    其中,还有一段文字是关于王征南的个人武技及为人等情况的描写:
    “征南为人机警,得传之后,绝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则不发。尝夜出侦事,为守兵所获,反接廊柱,数十人轰饮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缚,探怀中银望空而掷。数十人方争攫取,征南遂免出。数十人追之。皆踣地匍匐不能起。行数里,迷道田间,守望者又以为贼也,聚众围之。征南所向,众无不受伤者。岁暮独行,遇营兵七八人,挽之负重。征南苦辞求免,不听。征南至桥上弃其负。营兵拔刀拟之,征南手格,而营兵自掷仆地,铿然刀堕,如是者数人。最后取其刀投之井中,营兵索绠出刀,而征南之去远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晕穴、哑穴,一切如铜人图法。有恶小侮之者,为征南所击,其人数日不溺,踵门谢过,始得如故。牧童窃学其法,以击伴侣,立死。征南视之,曰:此晕穴也,不久当醒。已而果然,征南任侠,尝为人报仇,然激于不平而后为之。有与征南久故者,致金以仇其弟。征南毅然绝之曰:‘此以禽兽待我也’!”
    从上述这段关于王征南的个人武技及为人等情况的描写内容,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武当武术的内家特征,武当武术的内家特点所反映在武术家身上的为人处世和人格特征等也处处体现了武当武术追求拳与道合,拳道合一的讲究修身、处柔的拳学特点。
    《王征南墓志铭》、《王征南先生传》中说到的武术与《张松溪传》中的相关记载,对于武术研究来说都富有重大价值,令今人读来也绕有趣味。《王征南先生传》里记载的关于王征南的武术内容,《张松溪传》里所述的关于张松溪与少林武术的相关情况,《王征南墓志铭》里记录的关于武当武术的传承概述,再加上《王征南先生传》与《内家拳法》的作者黄百家的特殊家庭前景,都使得武当武术的神奇更加增添了几分浓郁的色彩。这些内容中,特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师黄宗羲先生亲自为王征南写作的墓志铭,更是一举把武当武术的色彩渲染到一个出人意料的境界,《王征南墓志铭》的文字内容也正是因为黄宗羲的亲自出马而令后人倍加可信,围绕王征南的种种记载以及由于《王征南墓志铭》而涌起的关于中国武术内、外家的广泛论争,使得武当武术也更加因为独特的文化魅力而倍显风流。所以,我们说,《王征南墓志铭》及其所相关的内容,是武当武术文化中的一道突出的靓丽风景。
    但是,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王征南墓志铭》里披露的一些情况,例如张三峰“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以及“三峰之术,百年以后,流传于陕西,而王宗为最著。温州陈州同从王宗受之,以此教其乡人,由是流传于温州。嘉靖间张松溪为最著”等相关的内容,也为后人探究武当武术的源流问题留下了一团迷雾。因为,在王征南的心目中里,武当武术显然是起源于宋朝的张三峰的,在现代太极拳理论界中举足轻重的王宗岳又是武当武术的传人,这就首先要影响到武当武术中关于元明之际张三丰创拳的观点,同时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关于同样著名的陈家沟陈氏太极拳的源流认识,而据说与陈家沟相隔不远的赵堡又归宗武当,由此也拉开了中国武术中关于太极拳起源的武当山与陈家沟之长久分歧与不休争论。在中国武术的另外几家太极拳流派中,陈、杨、武、吴、孙等几派太极,均有非常明显的有据可考的家族传承,这几派太极的宗师中也都有不等的太极论著传世。中华武林向来重视家学,要他们放弃先祖,共同认可张三丰为祖师,在没有明确真相并做出定论之前,通常是很难接受的。据说,这几派的传人认为,武当派拿不出张三丰与现已传世的几派太极拳之间的明确的传承证据,那种“张三丰之传王宗岳,王宗岳之传蒋发,蒋发之传陈王廷”等等的说法,应该说主观臆测颇多。但是各家也不能够拿出令人信服的相反证据,且不少门派的典籍中也都谈到了“太极传自三丰祖师”之说。甚至于也有学者竟然直接否认张三丰的存在,认为由于张三丰在道教传说中十分有名,武当派只是为了神话自己,才用张三丰来作为自己门派的祖师爷。在已故武术史家唐豪先生的《少林武当考》一文问世后,这种说法更被人进一步引申为“武当无拳论”,直接从根本上否定武当功夫的存在。这经久不息的源流纷争,真使人欲说还休,几至无言以对。
    但可以肯定的是,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发展,随着人们对于以往时代认识的不断深入,一切终将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抛开争执双方的负面因素来看,对于自身观点的捍卫和论证,同时也必然积极地促进了各自的拳史认识与理论建构,从而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武术的进步和发展。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围绕《王征南墓志铭》所引发的内家拳源流争鸣,对于中国武术的整体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本文转载自《武当文化武当拳——E话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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