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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千年 纵横万里:潍坊年画的梓潼之根


    文/卢丕承 敬永金
    山东潍坊年画与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的年画,数百年来为我国三大名画著名于世。而山东潍坊年画却是由四川梓潼的民间艺人杨氏在明代东迁山东后,在山东潍坊植根繁衍发展起来的。现在潍坊杨家埠的杨姓画坊,多达103个,成为中国民间年画艺术的重要产地之一。
    潍坊年画的梓潼之根
    潍坊年画出自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杨家埠的杨姓祖先又是四川梓潼县东迁而去的,山东潍坊市寒亭区志办在编写地方志时,为了探索四川的《梓潼年画》与山东《潍坊年画》的渊源,再则查询梓潼杨姓与潍坊杨家埠杨姓的血缘关系,寒亭志办副主编谭家政同志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入川来梓,进行座谈、考察。并带来了潍坊年画资料及杨家埠的族谱、碑文、宗谱,文曰:“杨氏一族,原籍四川成都府梓潼县人,自前明洪武年间迁潍,居浞水西岸,隆庆六年因水患,复迁西埠”,碑文亦曰:“潍东杨氏,原籍四川梓潼县人,自故明成化迁潍,卒葬村北,累世坟兆可稽。”
    
    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资料图 图源网络)
    宗谱和碑文道明了杨家埠祖先的来历,现经查询梓潼,全县共有64个杨姓聚居区,分布在25个乡的94个村里(全县1镇34乡327个村),均以杨家扁、杨家咀、杨家湾等杨姓字号命名。县城中和街有杨氏祠堂,城东杨家拐亦有杨氏祠堂,二族皆世居梓潼。县城杨氏在清末尚开设书铺,兼营年画,还有杨二胖子以酿酒而闻名县城。
    东迁山东之杨氏巳无族谱记载,据梓潼尚存文物资料考查,东迁山东潍坊之杨氏,当是世居梓潼县城的杨氏一脉,其证有二:
    一是梓潼玛瑙寺壁画,此壁画为《送子天王图》,笔愚道劲、圆润,浅深晕染,敷粉简淡,风格稀疏,民国以来,一致传为唐吴道子所画。1964年省美协会员梓潼县文化馆龚学洲等同志前往考查、整理,始在建筑物中发现了这幅壁画的真正作者。文献中有这样的文字:“梓潼县城东关秦贵及徒八人绘”,说明了此画是明代民间艺人所作。这些民间艺人的画,能乱吴道子真迹,与吴道子同有“笔不周而意周之妙”的神韵,可见当时梓潼民间绘画艺术已具相当水平。
    其二,梓潼县七曲山大庙关圣殿的四幅门神(天官)绘于明代(北京大学鉴定)。这四幅画线条工丽古朴,画面风格圆润浑厚,具有很高工艺水平,亦可能为县城民间艺人秦贵及其徒弟所绘。
    以上两点可证明明朝中叶梓潼的民间绘画艺术已不同凡响,县城艺人秦贵当是继承了老一辈民间艺人的传统的佼佼者,杨氏则是秦贵等人的祖师。
    这些梓潼年画在艺术上的特点:落笔谨严,色彩浓重,正直端方,苍劲朴质,线条规范,古拙神韵,其人物并非道貌岸然,而是真实可见或驱邪扶正,往往与现实生活(如农家生产、生活)结合起来,使人喜爱,所以能久传不哀,为农民年节所不可缺少的美术享受,这是梓潼古年画之特点。
    梓潼年画艺人北上山东的历史原因猜想
    梓潼杨氏东迁山东的同时,梓潼年画的特点也随之入山东一带。山东潍坊杨家埠之杨氏宗谱和碑文有不同记载:宗谱为“洪武”,而碑文又为“成化”。根据四川历史背景,似为宗谱所记载“洪武”较当。
    元末,统治阶级对四川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十分突出,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大起义。至元三年(1337)合川大足县民韩法师起义,自称南朝赵王,攻占了川东南十余州县。
    至正二年(1342)赵和尚起义,自称宋福王子,攻占了西川数十州县,梓潼曾一度为义军占领。
    至正十一年(1351年)暴发了全国性的红巾军大起义,在其影响下,川陕间又有青巾军的起义,青巾军在川西北一带活跃异常,梓潼龙州(今平武)州县,皆被义军数度攻占。
    明玉珍率领的红巾军(南方徐寿辉领导的一支)于至正十七年(1357),从川东入蜀,攻击元朝的四川守将完者都(四川行省右丞相),次年(1358),明玉珍又率军入川西北,在江油、梓潼、剑州一带与青巾军大战,击溃并改编了这支队伍。
    
    红巾军起义(资料图 图源网络)
    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再次遣兵进入川西北,阻击元朝政府的部队,元军沿川陕大道(古金牛路)入川,明玉珍的红巾军在梓潼、剑州、广元一线与元军大战,红巾军大败元军主力部队,乘胜进兵兴元(令陕西汉中),俘获人马万余。大获全胜之后,明玉珍即称帝重庆,改元天统(1362),国号大夏。天统五年(1866)明玉珍病逝,其子明升接皇帝位。洪武四年(1871),始奉表投降明朝。
    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元末明初(至正二年至洪武四年,公元1342—1371)短短三十年时间,在地处川陕大道要冲的梓潼,就发生过较大的战争四起(从赵和尚起义到明玉珍击败元军)。由于长期战争,“四川人口大量死亡和逃散,内地田土普遍荒芜”。
    1463年(天顺七年),德阳人赵铎起义在汉州、绵州、梓潼一带焚官仓,烧府库,解狱囚。明王朝委四川巡抚征剿,征战达三年之久。梓潼人民流徙较大,经北方陕甘、湖广及至河北、山东迁徒都达千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梓潼人民及梓潼杨氏带着民间绘画、雕刻手艺,经川陕大道北上,辗转落户山东,自是情理中事。
    两地画风之相近为另一力证
    为了探索《潍坊年画》与《梓潼年画》的渊源,梓潼县政协和梓潼县文教局,分别邀请了研究梓潼文物、文史的同志以及地方耆老,举行了座谈会、鉴定会,重点探讨了梓潼雕版业的兴衰及梓潼现存明、清绘画和雕刻作品与山东潍坊年画的比较。
    在谈到梓潼雕板的兴衰时,研究文物的同志指出,四川版画历史悠久,王伯敏所著《中国版画史》在“宋元版画概况”一章中有这样的记载:“有名的‘开宝藏’便是在成都,集四川良工,费时十二年所雕成的一部为数五千多卷的佛经。他如眉山程舍人,家刻《东都来略》,都是较为有名的,可惜到宋末,眉州遭战乱破坏,所以后代传本不多,但是四川的雕板,对内地大规模的雕版业的发展,却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梓潼年画(资料图 图源网络)
    梓潼是古名郡,历代文化兴旺。宋代梓潼雕刻,主要是石刻,这也是非常有名的。如西岩寺宋代所刻的神、佛(尚存)以及七曲山的大小千佛岩(俗名打儿岩,毁于四清中),或突目努筋,或肃穆庄重,或雍容华贵。衣着松动自然,静中寓动,默然传神。各部分的结构,精确简洁而硕壮,明、清时期,存有石雕《文昌圣像》图、《阴骘文》、《孝经序言》、《重修梓潼县志》(存有印刷品),其人物雕板,工写并列,圆润雅重。
    《梓潼年画》据苏厚泽老人(77岁)回忆,清末,他家买回绵竹年画(在梓潼市面行销)。他记得他母亲曾说,“这些年画没得我们梓潼印的好。”梓潼老教师仇子泽及王伯宰都回忆,梓潼在民国二十年左右也曾经购置年画,都是本地刻印的。可见清中叶梓潼的年画工艺尚具一定水平。
    清中叶帼噜子、川北土豹子起义,接着又是白莲教和兰大顺的起义,在梓潼、剑州、江油、盐亭等县都有过大规模的战争,各种人员流动很大,同时,清中叶以后,接近大城市的《绵竹年画》,着重色彩渲染,而梓潼仍保留明代古朴的单色画面,这就相对减弱了适应能力。
    因而清末至民国,梓潼的木刻工匠则被迫转向为寺庙雕刻经书,或雕刻一些幽冥卷板,印制迷信品以适应百姓需要,单色年画成了附带品。民国以后,梓潼出现了石印业,雕板业也随之衰竭。
    研究梓潼文物、文史的同志对山东《潍坊年画》与梓潼尚存明、清雕刻、绘画文物,作了比较鉴定。山东潍坊寒亭志办谭家政同志带来了88幅明、清《潍坊年画》古版样品。对照梓潼雕刻、绘画文物,大体从两个方面作了比较:
    一是整体方面,较一致认为,两者都是“工意并列”,着重传神,画面均有圆润浑厚的共同特点,使之远看层次分明,近看节奏有致。两者都善于利用寓意、象征、夸张、变形等表现手法,使图象生动、感人。
    
    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二是对具体实物的比较,有如下共同之点:
    (1)《潍坊年画》明、清版所刻的龙凤麒麟、彩云、花草与七曲山大庙所刻的龙凤麒麟彩云、花草,在形象、势态,乃至工丽纤细,古朴拙质的构图,均如出一人之手。
    (2)年画“男十忙”中的车马人物,与梓潼出土汉砖“车马图”,俨如一图之翻版;
    (3)《潍坊年画》的“杂技图”亦取自四川戏法,其中“蹬磹”的碾,系短口大肚磹,北方无此物,显为四川民间较普遍的“倒朴磹”(腌制榨莱用);
    (4)《潍坊年画》人物与梓潼县七曲山大庙关圣殿绘画“门神”、玛瑙寺的“送子天王图”相对比,不仅在手法上有“工意并列”的共同特点,同时,还体现了四川人的特点。四川人历史上被称为“侏儒”,意思是身矮,细短,而不是北方的彪形之体。潍坊年画中的文臣武将或诸般百姓,无不以“劲短”、“粗矮”为其特征,正体现了“四川侏儒”的特色;
    (5)《潍坊年画》的“狮子把狗”,其中的狗,其形象跟七曲山大庙门前的“狻猊”完全一样。“狻猊”系古猛兽,原始图腾之一,清人解释为狮,四川省志办主席蒲孝荣教授说“原始图腾狻猊,就是松潘狗”。蒲老之说,当不会没有依据,而山东潍坊年画也如此称呼,也绝不会出无典据。松潘县在梓潼西北,这也不能不是四川的习俗。
    上述各点,无不说明山东《潍坊年画》源出梓潼,梓潼年画正是《潍坊年画》的先师。梓潼人从故乡四川梓潼,为潍坊带去了四川的雕板,绘画的传统技法,在那里扎下了根,开出了鲜艳的花,结下了丰硕的果。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梓潼年画在山东潍坊植根追述》一文整理发布,作者卢丕承、敬永金,选自《梓潼文史资料选辑》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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