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鹖冠子》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17 道教之音 佚名 参加讨论
(资料图 来源于网络) 一直以来,《鹖冠子》都被当作是一部伪书,直到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鹖冠子》才被证实为确有其著。1作为一部以黄老思想为主的子书,在其被确认非伪的前提下,《鹖冠子》近年来受到了学界的热切关注,一系列整理、研究成果相继问世。《鹖冠子》有着鲜明的道家思想,其深刻的哲学内涵与独特的语言风格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贾谊的《鵩鸟赋》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源自《鹖冠子》,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称“鹖冠绵绵,亟发深言”。中唐文豪韩愈和柳宗元对《鹖冠子》有不同见解,韩愈竭力推崇,而柳宗元斥其为伪。“鹖冠子”的隐士形象由杜甫较早使用,“鹖冠”此后逐渐成为一个特定意象,被后世诗人广泛使用。 韩愈、柳宗元与《冠子》 中唐时期,文人士大夫掀起了一股重读子书的热潮,他们希望能在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找到改革时弊的方法。韩愈是中唐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力排佛老”,坚守孔孟道统,是“暗中以孟子自任的儒家思想信奉者”。2在《答张籍》一文中,韩愈说:“仆自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二家有年矣。”实际上,韩愈言之凿凿地排斥道家思想,却又对其兼收并蓄。 韩愈文集载其所读书凡四种,分别是《荀子》《鹖冠子》《仪礼》《墨子》等,涵盖了儒、道、墨三家学说,可见其读书的侧重点。同大多数中唐士人一样,韩愈善用儒学的范畴统摄百家之说。在《读墨子》中,韩愈就大举“儒墨相悦”的旗帜,认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这种混一百家的主张在其《读鹖冠子》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自《汉书·艺文志》著录以来,《鹖冠子》一直被认为是纯粹的道家著作,作者鹖冠子姓名不详,“楚人,居深山,不显姓氏,以鹖鸟羽为冠,因自为号焉”,是典型的“道家者流”。然而,在韩愈读来,《鹖冠子》“杂黄老刑名”,里面所包含的就不再是单纯的道家学说了。因此,韩愈读到《问学》篇:“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反复吟咏,以至于心有戚戚焉,悲从中来。顾名思义,《学问》篇乃问学之道,然而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世主)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国灭,绝祀灭宗。细人犹然,不能保寿”。显然,这与韩愈在《师说》里感叹“师道之不存也久矣”有共通之处。韩愈认为,《鹖冠子·博选》“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其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其少载”。这是对《鹖冠子》中包含的治国思想的较高评价,是将其统摄于儒家“经世治国”观念框架之下进行解读的。韩愈对《鹖冠子》的喜爱,还表现在他对于该书的校勘上。因为当时韩愈所读《鹖冠子》脱落严重,是“十有六篇”的残本。韩愈为其“正三十有五字,乙(按:勾转倒文)者三,灭(按:删去衍文)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字”,可见其用功之勤。 柳宗元尊崇佛教,“统合儒释”,3在哲学主张上与韩愈大异其趣,尤其是在“天人关系”上,韩柳二人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这在《天说》一文中有充分的体现。柳宗元是个客观严谨的思想家,其文集中议辩类文有十篇,包含《列子》《文子》《论语》《鬼谷子》《亢仓子》《鹖冠子》等七篇诸子文,这些文章都能说出前人所未曾发现的问题,堪称新解。柳宗元对《鹖冠子》的关注,源自贾谊的《鵩鸟赋》,因“嘉其词,而学者以为尽出《鹖冠子》”。因此,他曾“往来京师,求《鹖冠子》”,但是没有找到。及至贬官南方的时候,柳宗元才在长沙访得此书,一经品读,就把它定为伪书,原因有二:首先,其书“尽鄙浅言”,只有与贾谊赋相同的句子堪称美词,所以恐怕是“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其次,司马迁《伯夷叔齐列传》引了贾谊的“贪夫徇财、烈士殉名”一句,没有提《鹖冠子》,司马迁“博极群书”,其不言《鹖冠子》,足以证明,要么他没有读过《鹖冠子》,要么其所见《鹖冠子》里没有这句话。据此种种,柳宗元断定,中唐时期所看到的《鹖冠子》是伪书。柳宗元是对《鹖冠子》真伪提出质疑的第一人,其结论直接影响到了后世藏书家如陈振孙、王应麟等人,他们都把此书定为伪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鹖冠子》的进一步接受与传播。 关于柳宗元与韩愈孰是孰非,历来聚讼不休,朱熹在《朱子语类》里说:“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肯定的是柳宗元辨析的精密。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对《鹖冠子》的搜求和辩解,都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的,而韩愈则主要是从思想的角度来解读。可以说,韩愈的解读与他作为中唐时期儒学传人的身份非常吻合,相比之下,柳宗元于长沙访得《鹖冠子》,反映出贬官永州的柳宗元对贾谊的体认。 贾谊与《冠子》 《鵩鸟赋》创作于贾谊谪居长沙期间,鵩鸟即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鵩’。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不论是否遭受到了人生危机,贾谊的文字都表露出浓郁的道家思想痕迹。 作为贾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鵩鸟赋》常常被研究者拿来作为研究贾谊道家思想的材料,但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只是关注庄子思想对《鵩鸟赋》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此文“几乎全是庄子思想”。4葛洪的《西京杂记》卷五曾说:“谊作《鵩鸟赋》,齐生死,等荣辱,以遣忧累焉”,指出《鵩鸟赋》受《庄子》“齐物论”思想的影响。其实,对贾谊《鵩鸟赋》影响更多更直接的,当属《鹖冠子》。 如前所述,《鹖冠子》“杂黄老刑名之说”,是一本大杂烩式的著作,其篇目也有拼凑的痕迹。清代藏书家、校勘大师卢文弨在其《书〈鹖冠子〉后》中说:“其书本杂采诸家之文而成。如‘五至’之言,则郭隗之告燕昭者也。伍长里有司之制,则管仲之告齐桓者也。《世兵》篇又袭鲁仲连《遗燕将书》中语,谓其取贾谊《鵩赋》之文又奚疑!”5这是在为柳宗元张目。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明确指出《鵩鸟赋》征引的来源。贾谊《鵩鸟赋》所引《鹖冠子》内容主要涉及《世兵》篇。据统计,二文有十几处语句相同或相近。6其中“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一段,文字基本一样。当然,这类“齐物”思想的共同源流都是《庄子》。 此外,贾谊的治国思想也深受《鹖冠子》影响。比如,贾谊主张明主要“情虚而静,令名自命,令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道术》)。在贾谊看来,明主的“清静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是要选择贤能的臣子,“令名自命”,这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鹖冠子》首篇“博选”提出:“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为本也;人者,以贤圣为本也;贤圣者,以博选为本也。”凸显了作者对选贤任能的重视。《道端》篇说:“是以先王置士也,举贤用能,无阿于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义臣居后。”可以说,贾谊治国思想中体现出以“有为”达至“无为”的特征,与《鹖冠子》中体现出来战国末期的道家思想有密切联系。正是从贾谊开始,《鹖冠子》逐渐被文人接受,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冠子》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深远。一般来说,道家学说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文艺思潮的推动,东晋玄言诗的诞生就和道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是对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以汉赋为例,“在表现不遇之情的赋作中,则是老庄的人生态度与神仙思想影响了作品内容与风格的”7;最后,就是对文学作品题材的影响,这点在志怪小说里体现得尤为明显。《鹖冠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在作品内容、风格及意象塑造等方面。 《文心雕龙·诸子》说:“鹖冠绵绵,亟发深言。”在刘勰看来,《鹖冠子》在语言上的特点是绵远不绝,而在内容上的特色则是内蕴深刻,富于哲理。贾谊之后,《鹖冠子》被后世文学广泛征引,李善注《文选》,引用了相当多的《鹖冠子》文本,如其在为陆机名篇《吊魏武帝文》“苟形声之翳没,虽音景其必藏”一句作注时,就引用了《鹖冠子》“景〔影〕则随形,响则应声也”。(《泰录》)可见,陆机此文也受《鹖冠子》的影响。中唐文人独孤及在《常州奏甘露降松树表》一文中提到:“按《鹖冠子》云:‘圣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万灵,则甘露下。’”用《鹖冠子》来佐证祥瑞事件。苏轼在《东新桥》诗里说:“出没如凫鹥,似卖失船壶”,引用了“中流失船,一壶千金”的典故。这些都是对《鹖冠子》的直接引用。 如上所述,韩愈对《鹖冠子》是称颂的,对于道教养生术也是身体力行,因此其文学作品受道家思想影响颇多。韩愈名篇《进学解》虽然提出要“觝排异端,攘斥佛老”,但其中有很多观点都和《鹖冠子》里的思想有相同之处,8尤其是结语中的“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与《鹖冠子·泰鸿》“毋易天生,毋散天朴”一样,主张要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韩愈之后,历代文人中也有人踵武前贤,创作了《鹖冠子》的读后感,如清代诗人汤贻汾的《读鹖冠子》:“君不见,巢许甘隐沦,鹖冠子隐而已;中河失船壶千金,韩公读之徒伤心”(《琴隐园诗集》),这是对韩愈的呼应。也有从文风角度来解读《鹖冠子》的,如明代文人罗明祖的《罗纹山全集》里载有《读鹖冠子》,称其“词格巉峭,而旨意玄微,如对深山,道流穆然,不与人接一语”,从刘勰的“鹖冠绵绵”生发开来,指出其风格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征。 《鹖冠子》对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鹖冠子”这样一个放达高蹈的隐士形象。杜甫是较早将“鹖冠子”引入诗歌的诗人,其《耳聋》诗曰:“生年鹖冠子,叹世鹿皮翁。”《小寒食舟中作》“佳辰强饮食独寒,隐几萧条戴鹖冠”,表达的都是对隐士的向往。后世诗人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丰富“鹖冠子”与“鹖冠”的形象。元好问有诗《和林秋日感怀寄张丈御史二首》(其一):“南窗明暖无尘到,惭愧高人老鹖冠”,称颂隐士高人。其他诗人,如元代诗人郑元祐《六月六日初度有感》“晚来惟有墙头月,依旧清辉照鹖冠”、明代诗人谢榛《离感篇示元灿元辉诸儿》“神明在天笑魑魅,时复清风吹鹖冠”、明代诗人何白《送金伯庚还四明》“猎猎长风吹鹖冠,城头酒尽劝加餐”、清代词人吴兆骞《赠滇令巴郡叶明德》“王烈自成辽处士,严遵元是蜀遗民。鹖冠送客风帘晚,浊酒看山雪磴春”等等,都是运用了“鹖冠子”“鹖冠”来指代隐士或者隐居生活。 综上,自贾谊《鵩鸟赋》开始,《鹖冠子》逐渐进入文学视野,对历代文人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的集中关注,使得《鹖冠子》得到了集中整理和注释。北宋学者陆佃作《鹖冠子注》,考订传世版本,是迄今所见《鹖冠子》篇目最全的传本。其“望文生义”的注释方法虽然受到不少诟病,但就其辨章学术的考辨对《鹖冠子》的流传确实居功至伟。“鹖冠子”与“鹖冠”的形象是诗歌众多意象中的一类,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式,也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中重要的思想源泉。 注: 1.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2.(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3.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4.张松辉:《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5.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十《书〈鹖冠子〉后》,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4-145页。 6.杨兆贵,《〈鹖冠子·世兵〉篇非抄袭贾谊〈鵩鸟赋〉辨》《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 7.尚学锋:《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8.张清华:《韩愈与〈鹖冠子〉》,《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