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的思想脉络（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17 哲学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魏晋“名士风度”与两宋“圣贤气象”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人生哲学、人格理想，但他们均是古代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独特的一种“学者——官僚”的社会阶层，由于既从事社会管理又从事文化创造，故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士大夫精神、人格理想。本文着重探讨二者的思想脉络关系。 一 两种理想人格的类型 “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两种理想人格类型，它们是魏晋与宋朝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故而二者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魏晋名士往往是与不拘礼法、率性纵情、风流潇洒、饮酒服药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宋明理学家所追求的圣贤气象则总是体现出一种忧患民生、兼济天下、恪守礼教、修养心性的人生追求。应该说，这两种理想人格类型形成的社会条件、文化资源、内在机制均有不同，故而它们在文化特质、思想形态、价值取向上有很大差别。 首先，它们代表不同的价值体系。魏晋的名士风度明显体现出一种个体价值意识，魏晋名士普遍地表现出对张扬个性、崇尚自由、享受人生的价值取向。魏晋时期风流名士的突出特点是个体意识的觉醒，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得魏晋名士全面关注、重视与感性生命、个体存在相关的一切价值：从追求外表的仪态容貌之美（“传粉施朱”、“衣裳博大，风流相放”等飘逸风姿），到向往延年益寿的服食养性（如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从情色生的纵情享受（何晏等色欲过度而依赖于“五石散”），到口吐玄言的哲理清谈（名士们不谈国计、民生的“俗事”，专谈老、庄、易等表达个人智力快感清高身份的“清言”）；从寻求归隐山林、率其天性的精神自由，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①的及时行乐，总之，一切与个人肉体与精神生命有关的价值，诸如健康、长寿、美貌、智识、艺术以及精神享乐与肉体快感等都是魏晋名士所追求的。即使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社会纲纪、名教秩序的肯定，但是在价值等级上个体价值总是高于社会群体价值。而宋明的圣贤气象所彰显的却是一种社会群体价值意识，他们普遍地表达出关怀社会、执着仁义、心忧天下的价值取向。尽管他们也追求身心舒泰、从容洒落的人生境界，但这种个人的身心自在最终必须依托在天理体认、尧舜事业的基础之上。在宋儒眼中具“圣贤气象”的士大夫，必须能够关怀社会、心忧天下，具有“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以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为己任，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的活动。 其次，与这种价值意识相关的是，它们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差异。“名教”是指人伦纲常的教化，“自然”则是指个人天然而具的真实性情。魏晋名士普遍强调“自然”是“名教”的基础、根本，其实也是认为个人的真实性情是产生“名教”的根源与衡量“名教”合理性的标准。与之相反，宋明道学人士则认为纲常伦理的“名教”是人的性情的基础、根本，“名教”本身就是“天地之性”、“天道”，它是主宰个体情感心理的先验条件，也衡量人的情感欲望是否合理的标准。宋明儒家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巨大贡献，就是将“圣贤气象”中社会关切和个体安顿奠定在一个以“天道”、“天理”、“太极”、“诚”为终极依据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名教与个体人格的终极依据均不是魏晋名士所说的“无”、“自然”，而是实际存在于社会之中与自我心性之中的“天道”、“天理”、“太极”。这时，社会忧患、经世情怀的价值依据不仅仅是人文关怀，而是与阴阳造化相关的宇宙精神；同样，身心安顿、洒落胸襟的人道执着亦不局限于道德信念，也是由于对这个主宰浩浩大化的终极实体的精神依托。 其三，在宗守儒、道思想上也有差别。魏晋、宋明士大夫们以儒道为共同的思想资源，并且均表现出儒道互补的特征。但是，由于魏晋名士推崇个体价值、信奉“自然”是人格的根本，故而十分信奉老庄等道家学说，形成了“以道为体，以儒为用”的儒道互补思想特征。而宋明士大夫更为坚持社会群体价值至上，主张以名教为内涵的“性”是人性的本质和基础，故而强调复兴孔孟的原始儒学，形成“以儒为体，以道为用”的儒道互补思想。 但是，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决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格理想，这两种人格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哲学、人格理想发展中前后相关的两个阶段。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之间不仅有着明显的传承发展的历史关系，而且其问题意识也具有深刻的思想脉络与内在理路。下面我们着重对此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二 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发展 应该说，无论是“名士风度”还是“圣贤气象”，这一人生哲学、人格理想的建构主体均是中国历史上同一社会阶层和群体，即那个合“学者——官僚”双重身份为一体的士大夫。在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体系中，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责、面对的历史境况、选择的人生道路有着大量共同点。譬如，他们均承担着文化创造传播、社会政治管理的双重社会职责，他们和专制皇权处于一个既相依存又相矛盾的关系之中，他们都要面临从道或从君的政治选择以及入世或出世的人生选择等等。魏晋与宋明时期的士大夫追求着“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的不同理想人格，但仍是深刻地体现出士大夫人生哲学与理想人格的思想逻辑脉络与发展理路。 关于魏晋名士风度的思想特征及其评价，学术界一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这是士大夫阶层的一次思想解放与人的自觉，体现出士大夫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②确实，与东汉名士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参与政治斗争、追求道德节义的价值观念很不一样，魏晋名士更为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他们热衷于养生服药、山水怡情、吟诗啸歌、琴棋书画、谈玄析理，这些观念与行动无不表达出一种对生命意义、精神愉悦、感性快乐的个体自我意识觉醒。 他们既珍惜感性生命的“形”，又重视精神生命的“神”，竹林名士嵇康著有《养生论》，正是这种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他说：“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於情，忧喜不留於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③稽康之文通篇体现出魏晋名士对个人肉体及精神生命的珍惜，这正是两汉时期难以见到的士大夫作为个体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宋明士大夫追求一种“圣贤气象”的人格理想，这种现象体现出士大夫群体价值意识的高扬。这种理想人格表达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精神，故而从这个方面来说，“圣贤气象”确是如余英时所说的体现出“宋明儒者深有契于东汉士大夫之精神。”④但是，我们进一步考察，又会发现宋儒推崇的“圣贤气象”中，同样包含并充分体现出魏晋名士风度中的个性化主体意识的内涵。如果说东汉名士体现出一种群体价值意识的精神，魏晋名士追求的是一种个体价值意识的话，那么，宋明士大夫推崇的“圣贤气象”，则正是一种群体价值意识与个体价值意识的双重弘扬。我们可以在宋朝士大夫的言行中看到大量有关“圣贤气象”中对个体自我意识的深刻表达，可以说，如果没有魏晋名士有关个体生命、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不会有宋明士大夫中有关“圣贤气象”对理想人格的独特追求与全面表达。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士大夫在对“圣贤气象”的追求中，有许多和魏晋风度中十分契合的一致的价值内涵。 由此可见，宋明的“圣贤气象”包括了上述两个重要方面：社会责任与个人自在、忧患意识与闲适心态、道义情怀与洒落胸襟。对于西汉以来的儒家士大夫来说，这两个侧面一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紧张关系。东汉的名士为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忧患意识、道义情怀而与宦官、外戚政治集团展开殊死搏斗，不仅放弃了个人的自在、闲适，甚至放弃了自由和生命，而魏晋名士过于追求个人的身心自在、闲适心态、洒落胸襟，又走向对名教的悖逆和行为的放荡。宋代士大夫却希望将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他们有志于复兴儒学人格理想，他们在面临“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的危机时刻，希望通过重振儒家伦理，激励士大夫承担起“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志向和创立救世济民的尧舜事业，所以，他们始终把“有济世志”、社会关怀作为理想人格的核心价值，并严厉批判佛道宗教、魏晋名士以及汉唐儒家对此价值理想的背离。然而，另一方面，两宋的士大夫群体对魏晋时代觉醒的个体生命价值、独立人格有深切的认同，对晋唐以来佛道宗教在超然的精神境界和闲适的人生态度有广泛的汲取，所以他们又希望一切具有“圣贤气象”的理想人格，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又有个人的身心自在，在具有深切忧患意识的同时又不能放弃闲适的心态，在坚守道义情怀的同时又具有洒落胸襟。 总之，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角度来考察，宋明的圣贤气象不仅包含和体现出士大夫的群体价值意识的觉醒，故而表现出他们忧患天下的人文关怀、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同时包含着士大夫的个体价值意识的兼容，从而表现出对个体心灵愉悦的追求，对自我精神安顿的关注。应该说，如果宋明的圣贤气象只有前者或只有后者，那就与汉魏的士大夫精神没有分别，体现不出士大夫精神人格的丰富发展与历史演进。正由于“圣贤气象”包括了上述的两个方面，那么，它与魏晋风度的精神脉络与内在理路关系就显示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