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家礼学的复兴
南朝政权更选频仍。儒学发展经由宋、齐的时断时续之后，到了梁武帝时才得以真正恢复和发展起来。《南史·儒林传》概述梁武帝振兴儒学的情形道：“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擁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利博士，各立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禀，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候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语，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南朝儒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庄礼学的复兴。礼学的复兴是南卧思想文化的一大特征。在南朝，统治者尤其重视礼仪礼制的重建，举凡郊祠、明堂、宗庙、祭祠、社稷、释奠、籍田、封禅、巡车、诏令、朝觐、交聘等都要引经据典，求索礼学的根据，严格遵循礼仪的规定。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精于三《礼》的儒学专家和礼学著作。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一书中记述了南朝重视三《礼》的盛况，说：
经学之最可称者，要推三《礼》。故《南史·儒林传》何佟之、司马玚、雀灵恩、孔佥、沈峻、皇侃、沈洙、戚袞、郑 之徒，或曰“少好三《礼》”，或曰“尤明三《礼》”，或曰“尤长三《礼》”，或曰“通三《礼》”，或曰“善三《礼》”，或曰“受三《礼》”。而晋陵张崖、吴郡陆诩、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亦俱以《礼》学自命。三《礼》之中，又有特精者，如沈峻之于《周官》，见拳于陆倕；贺德基之于《礼记》，见美于时论。《仪礼》则专家尤众，鲍泉于《仪礼》号最明。分类撰著者，有明山宾《吉礼仪注》、《礼仪》、《孝经》、《丧礼服仪注》，司马褧《嘉礼仪注》，严植之《凶礼仪注》，贺玚《宾礼仪注》，而沈不害则总著《五仪礼》。
关于南朝礼学、礼教兴盛的原因，清人沈垚认为乃门阀制度而兴。他说：“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之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写《礼》家精粹之言。”（27）此说确有一定道理，也多为时人所采纳。然而，此说尚面临两大问题：其一，如所周知，门阀制度鼎盛于魏晋，而到了南朝已日渐衰微。南北朝时期，北朝门阀的宗法关系比南朝更为密切，但为什么礼学方兴未艾于门阀没落、宗法松驰的南朝，而并未盛于相对说来门阀势力强劲、宗法关系紧密的北朝？其二，关于南朝的史籍中有关礼制的内容大多是围绕着朝廷、皇族的礼仪典章，所谓《礼》学也大多是儒臣文士围绕朝廷、皇族礼制的讨论及共著述。而直接与地方豪右相关的礼仪规定并不很多，史载：“宋台建，祠部侍郎何承天与傅亮共撰朝仪。”（28）“（宋）武帝时，中书全傅亮任寄隆重，学冠当时，朝廷仪典皆取定于亮，每咨中丞蔡廓，然后施行。”（29）何佟之“明习事数，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名重于世。”（30）他们讲的这些都是朝廷礼仪。那么，为什么与门阀没有直接关系的中央朝廷的礼仪在此时尤为受到重视？据此两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门阀制度并不是南朝《礼》学兴盛的唯一或充足的条件，《礼》学所以会在南朝兴盛当别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
我们认为，南朝时期，《礼》学的复兴与玄学的衰微这两种文化现象是同一社会历史原因使然，即民族危机冲淡或取代了前此存在的道德危机，成为了新的时代课题。
如前所述，东汉末叶的道德危机构成或加速了汉儒经学的衰颓之势。儒家经学没落，玄学则异军突起。玄学是一场以老、庄自然主义改造或净化儒家礼教的思想运动。他们擎起道家思想徽帜来冲激和清洗现实生活中满是污浊的儒家伦理。他们反对外在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化，而主张尊重人的自然情感和自然天性，同时又认为遵循自然的目的和结果是要达到社会的普遍妥善性。他们的这种学说思想是对东汉末叶以来严重的道德危机的理论解答，是想通过否定依附于政治权威和礼仪习俗的道德教化、名教宣传而维护儒家道德的纯洁性。当然，玄学思想的这场净化运幼终以流产而告终，因为儒家伦理道德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表露出来的虚伪性乃是宗法等级制度、专制政冶的必然产物。在宗法等级社会和专制政治条件下，道德的虚伪性似乎成了道德的一种属性，其伴随着每一个封建王朝由较为清明廉洁到污浊腐败的变化而呈显出由轻微到严重的周期性的转换；犹如社会历史运幼过程中不时出现的“其治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现象一样，这似乎也成为了一种与之伴随着的思想文化历史运功过程中的“周期率”。玄学名士们试图仅仅通过从思想学说上吸纳老、庄自然无为之论来修补或净化儒家的名教，跳出这“周期率”，而丝毫不触动宗法等级制度和专制政治，这显然是无法根除儒家名教之弊端的。
此外，儒家道德伦理学说尽管有诸多弊端，但其与中国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社会是相适应的。标榜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老、庄道家之学根本不可能取代儒家而为全社会普遍信奉、遵从。魏晋玄学思潮的泛滥也没有具正起到修正和纠正儒学之偏弊的权宜性作用，没有如其所愿地拯救道德危机，相反地，由于太过强调、提倡个人主义而引发人欲横流，倒更加重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危机。玄学的追随者们把玄学向病态方面发展，他们“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美，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佇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宗”（31）。虚伪的礼教没有被纠正，社会风气却逾加堕落了。
到了东晋时期，社会浇漓，风教陵迟，少数民族进据中原，江族政权苟安一隅，玄学更无力解决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反而被视之为这一危机的祸源。《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载：
初，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小谢、幼與等为“达”，（卡）壹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盛！中朝倾复，实由于此！”
又，范宁曰：“王（弼）、何（晏）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餙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沫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辨，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与！”（32）东晋大将桓温也曾感叹道：“使神州陆沈，百年近墟，王夷甫（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33）玄学名士王衍被石勒俘获，在遭活埋之前深叹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34）这些说法夸大了玄学之风对社会动乱和民族危机的不良影响，但无可否认，到了东晋南朝时期玄学思想已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与解救汉正族危机这一新的时代主旋律殊不协调。颜之推云：
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虚，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35）
南朝的有识之士已普遍认识到当务之急绝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唾弃礼教，而是再倡礼学、重建礼制，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以应对现实的民族危机。这样，时代课题的转换就规定或预示着玄学的蜕变和礼学的复兴。
尚有一点亦需予以注意，即南朝汉人政权出于树立和强调本民族文化正宗地位的需要，也要重塑儒家权威，提倡、复兴“礼”学，恢复礼制。由于汉族政权偏安江左，其以往那种中央政权在政活上的正宗地位无疑被动摇了。为了给自身统治提供合理性依据，并以此维系人心，加强社会凝聚力，从而能够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抗衡，统治者和士大夫们也需要凸显其文化上的优越性和宗主地位。可以说，南北朝时期，南方汉人政权同时在两个领城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一个是北伐戍边，恢复政治上的正宗地位，至少要维持江南的短暂安宁；另一个则是重建和弘扬作为华夏文明根本标志的礼制，以确立和争夺文化上的正宗地位。这两方面合而论之，就叫着“内修德化，外经边事”（36）。宋太祖时，谢灵运曾上书说：“先帝聪明神武，衷济群生，将欲荡定北魏，大同文轨，使久凋反于正化，伦俗归于华风。”（37）这是把政治军事上的武力北伐与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看成举足轻重而又有着紧密联系的两件事情。《宋书·毛修之传》载北臣毛修之为鲜卑拓跋焘所俘获，被迫留居北魏，接着说：“初，荒人去来，言（毛）修之劝诱（拓跋）焘侵边，并教焘以中国礼制，太祖甚疑责之。（朱）修之后得还，具相申理，上意乃释。”这是说，有人传留毛修之在北魏不仅劝拓跋焘南下犯宋，而且还居然把泱泱华夏之礼制教授结与汉人政权相敌对的鲜卑统治者，遂使宋太祖“甚疑责之”。后来，南归的朱修之“具相申理”，为毛修之辦诬，“上意乃释”一一皇帝的嗔怒才稍稍得以释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方汉人政权与北方少数民疾政权在政冶军事和思想文化两条战线上的抗争。
北南沙数民族模诊和接受汉族先进的礼乐文明，既是较为落后的民族借外来文化以实现本民族进化的方式，也是异族统冶者以扮演华夏文化传人这样一种角色来粉饰自己的武力统治和笼络汉人的手段。终南北朝之世，南、北政权在文化战场上你争我夺的激烈程度，并不逊于军事泼场上的刀光剑影。而交战双方又都把儒家之礼伪争夺的焦点。这样，儒家的礼学、礼制和礼教在一度遭遇了玄学思潮激烈冲击之后，就又显现出复兴态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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