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认识的董仲舒（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2:11:42 儒家中国 佚名 参加讨论
| 汉儒深知这一点，因此，为驯服秦制而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重建天道信仰。而董仲舒的宪政方案也正是天道宪政主义。《天人三策》第一策中说：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这是董仲舒天道宪政主义规划的基本原理。治理人间的皇帝必须服从天的权威。由于天的引入，秦制下无条件地命令-服从的君、民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开篇即这样概括：“《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现代宪政制度发源于英格兰，扎根于中世纪宪政制度，其基本原则被十三世纪英格兰普通法法律家布拉克顿概括如下：“国王在万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董仲舒提出的原则是相同的：皇帝在万民之上，但在天之下。 有人会说，可是，董仲舒不也说，“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么？这并非董仲舒的主张，这是在描述他所面临的事实。儒家毕竟不是革命者，而是宪政主义者，因此，他承认皇帝的权威，但接下来要求，“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这才是他的真正主张。 据此董仲舒主张，人间治理秩序必须模仿天道秩序。比如，阳为主，阴为辅，阳主生，阴主杀，那么，“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按照天道秩序论证了，必须废除警察国家式的刑治。 更进一步，皇帝必须按照天意进行日常治理。这就是“天人相应说”的功用。周代的天只是在非常时期决定治理权的转移。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天对人间的监察则日常化了，天具有了生命，他始终在监察着人间，并通过“灾异”的方式，对人间，主要是对皇帝、大臣发出警告。而皇帝必须对此正确的回应。 因此，在董仲舒的体系中，皇帝权威之绝对性被消解了。既然如此，对人间治理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某处发生了一个灾异，需要立刻弄清，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对此天意做出正确的？这就是“独尊儒术”所要解决的问题。 “独尊儒术”的宪政内涵 “独尊儒术”之说是在《天人三策》第三策的最后提出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天道宪政主义治理方案用于控制皇权的关键因素是顺应“天意”。至关重要的是，董仲舒断言，皇帝没有能力理解天意，只有儒者具有这种能力。因为，理解天意，需要知识，“智”。首先需要确定，究竟哪些异常现象属于“灾异”。其次需要确定，灾异的具体指向究竟是什么，上天对人间的哪条法律、哪项措施不满；第三需要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令上天满意。第四，需要及时地制定出这样的措施，并有效地实施它。 凡此种种，都需要“天人之际”的综合性知识和立法的能力。也即，需要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知识和能力。而遍观当时各个群体，唯有儒者具备这样的知识和能力。儒者接受过经典教育，其中最为重要得是《春秋》。《春秋》就是“天人之际”的“先例汇编”。通过研读这些先例，儒生掌握了理解和回应天意的技艺。因此，皇帝要对天意做出正确回应，就须听从儒生的指令。 也就是说，人间治理被纳入到天道秩序中的政治后果是，皇权被置于儒生共同体之下。儒生获得了立法权，皇帝的职能不过是执行儒生共同体制定的法律、政策。如此一来，容纳儒者进入政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关于在此之前的政府组成，董仲舒这样描述：“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在秦制和汉初宽和的秦制下，官员多为“官二代”和“富二代”。这是一个特权性政府。董仲舒则提出，各地“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这里的贤者就是通儒术者。由此逐渐形成“察举制度”，各地举荐孝廉、贤良、文学出任官员。如司马迁所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由此，政府结构逐渐发生根本变化，形成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从而形成了一种“共治体制”。“共治”的一方是皇权，另一方则是儒家士大夫。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捻出“共治”一词，形容宋代儒家士大夫的治理理想。受此启发，我检视文献发现，正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君臣不约而同地谈论“共治天下”、“共理天下”。这样的“共治”存在于多个层面： 首先是皇帝与士人政府的共治。官二代、富二代构成的秦、汉初政府，以追逐权、钱为基本价值，而皇帝对此拥有支配权，因此，官吏们争当皇帝的忠实工具，精于揣摩上意的酷吏和替皇权搜刮民财的“兴利之臣”不断涌现。 儒家士人则有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信念，对于皇帝的命令，他们会用自己的价值进行判断。他们所提出的制度与政策设想也都指向三代之治的理想。由此，皇权与政府分离，士人组成的政府不再是皇权的工具，而具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政治目标。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春秋以来，儒家就在民间结社，主要是结成思想学术社团。现在，儒家有机会进入政府，思想学术结社更为繁多。儒家士大夫又借助自己在政府中之“溢出”权威，返回基层，在基层构建“社会”，其载体主要是家族。家族制度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儒家士人从西汉中期开始构建出来的。“社会”也不是自然地就存在的。儒家士人借助儒生社团和家族制度，构造出“社会自主治理”的基础性制度之后，中国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 秦制下，皇帝的权力通过漫长的官吏体系直接控制每个人，县以下竟然有亭、乡两级政府。更化之后，皇权逐渐退出，仅及于县，县以下则由儒家士人组织自主治理，人民生活的大多数领域是自治的。 在此制度基础上形成了刑律与礼俗的共治。刑律是政府制定的，礼俗则是自发形成的，儒生则在其中注入儒家理想。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的权利、义务，包括民事的、人身的、商业的权利、义务，主要是由礼俗规范，由自治的社会执行的。刑律可能被专制的皇权利用来进行镇压，礼俗却保障人民的自由。 相对于秦制，这样的共治体制带有强烈宪政主义性质。汉宣帝曾形容汉家法度为“霸、王道杂之”。霸道就是秦制，它依赖刑律、酷吏。但现在，即便是相对较为专制的汉宣帝也不得不承认，王道也是汉家宪制的根本组成部分，这个王道，就体现为道统、士人政府、社会自主治理、礼俗等。 也就是说，董仲舒所代表的汉儒的天道宪政主义努力，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此后大多数时间，中国的治理架构不是什么封建，也不是专制，而是半宪政半专制的“共治”。秦制式绝对权力部分地受到控制，其控制者就是儒家士大夫，人民因此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当然，董仲舒的努力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因而，不能说古代中国就已经是宪政国家。但是，古代中国治理架构中确实已经具有了部分程度的宪政结构。也因此，清末儒家可以顺利地接受西方宪政理念和制度，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短短十几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宪政政体的构建。只要看一下儒家绅士们的主张，就可以明白这其中的奥秘：开国会、地方自治，不过就是把他们已经行使了两千年的自治性权利予以正规化。 当你在评价董仲舒的时候，请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清末主张宪政最力的康有为，就是以董仲舒思想为典范的。 独尊儒术与思想自由是两回事 一种常见的批评是，“独尊儒术”造成思想学术垄断、宗教垄断，要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停滞负责。然而，检视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真正毁灭思想学术的罪魁是秦制。先秦四大家中，法家帮助建立秦制，而合乎逻辑的时，专制制度只要建立，法家就必然归于消亡——事实上，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都横死于他们所帮助建立的专制制度之手。何炳棣先生近年的研究则表明，墨家很可能融入秦制，变成了专制统治体系内的专家、官吏。这是因为，墨家内在地具有专制倾向。道家思想以黄老之术的形态变成汉初宽和的秦制的统治思想，并为法家保驾护航。但武帝时代的社会危机让它自行消亡。 也就是说，法、道、墨三家都被其所支持的制度拖累而衰败。儒家以在野的身份，在秦汉之际百多年中，既反抗秦制，也对反宽和的秦制。因而，儒家既被秦始皇镇压，也被支持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压制。但是，凭借着来自遥远的古典时代的丰厚文化积淀，儒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积聚力量，等待和创造时机。当儒家获得了治国的权威之后，则采取了与法家完全不同的文化政策：宽容。 董仲舒确实要求“罢黜百家”，但百家既已自然消亡，当然影响较大的也就是官吏中的法家观念和黄老观念。因此，董仲舒要求罢黜百家，其实就是要求从皇帝和官吏的思想中清除这两种专制的意识形态。 除此之外，董仲舒、儒家士大夫从来没有要求禁止过任何思想学术活动。事实上，在此之后，道家持续发展，并演化出道教。魏晋南北朝时代，以道家为基础的玄学几乎替代了儒家。此后，道家思想一直深植于普通士人、尤其是文人的精神结构中，而有所谓“儒道互补”之说。 儒家思想也没有妨碍宗教自由。玄学兴盛之同时，西来的佛教日趋繁荣。明朝末年，基督教又传入中国。历史上确曾发生过“三武灭佛”事件，清初也禁止过基督教。但是，这不是儒家思想在围剿佛教、基督教，而是皇帝为了世俗的利益而打击寺院，为了闭关锁国而查禁基督教。至于儒家士人，比如韩愈以后的宋、明儒者，虽竭力从思想上辟佛，但在生活中，与佛教关系非常密切。现代儒家代表人物粱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诸先生，都与佛教有很深渊源。 归根到底，“儒术”是一种治国之道。儒家确有宗教性，但不是十分强烈。它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间的优良治理秩序。所以，儒家对神灵信仰大体保持一种宽容心态，只要其有助于塑造人们敬畏的心态，而不是放纵人们的欲望、或者大量耗费钱财。 至于有人怪罪独尊儒术妨碍了“科学”在中国出现，那他们也应当追问：为什么基督教经院哲学没有发展出科学体系？为什么印度人没有发展出科学？ “独尊儒术”也没有妨碍儒家自身的发展。西汉立经学博士，的确有所选择，侧重于今文学。不过，政府从来没有采取过措施打压其他学派。因此，儒家本身仍然保持巨大活力。比如，到东汉，经古文学就相当盛行，替代了今文学。宋代又出现了理学、道学。到现代，曾国藩、康有为等人也发展了儒学。 确实，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政府打压过思想学术的事情，最为突出的是明初、清初中期的文字狱。但是，这种思想文化专制与儒家本身毫无关系，相反，儒家始终是被迫害者，遭到迫害的人都是最为出色的儒者。 董仲舒本人就因为批评汉武帝，而差点被杀头。面对如此专制的权力，董仲舒的态度当然只有一个：反对它，控制它，限制它。董仲舒的方案可能没有完全成功，但他反抗专制的决心是不容否认的；而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设计宪政制度的理性和智慧，永远值得后人尊重。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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