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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虹: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内容提要】东汉末年,经今古文的融合已是经学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在融合经今古文时,掺杂谶纬并且解经烦琐。王肃经学作为魏晋经学的代表,直接师承于荆州学派。荆州学派和王肃继续沿着“郑学”融合经今古文的道路前进,但却坚决反谶纬,解经尚简约。正是站在这一角度,可以说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关‍键‍词】王肃/王学/郑玄/郑学/经学/荆州学派/谶纬‍
    ‍‍‍‍王肃字子雍,东海郯县人(今山东郯城县)。三国时期魏末最重要的经学家。在经学史上,王肃经学被称为“王学”,以与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经学相对抗而闻名。因王肃与篡魏的司马氏有姻亲关系,并借助这种关系使其学在魏晋之际立为官学,历来学界对王肃反郑颇有微词,清代学者皮锡瑞直斥王肃“为经学之大蠹”(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9页。)。但是,倘若抛开政争和学派成见,将视角聚焦于经学的学术发展史,则可以看出,王肃反郑代表了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而王肃反郑,与其师承荆州学派有直接的关系。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曰:“肃字子雍。年十八,从宋忠读《大玄》(笔者按:宋忠即宋衷),而更为之解。”宋衷是荆州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注:有关荆州学派的研究,参见王晓毅所著《王弼评传》中的“荆州学派”一节,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183页。)王肃是荆州学派的嫡传弟子当无疑问。在经学发展史上,荆州学派是两汉经学向魏晋经学过渡的重要链环;在经学学派相争史上,荆州学派是郑玄学派与王肃学派的中间环节。从史料记载来看,王肃之所以反郑与他是荆州学派的嫡传弟子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李zhuàn@①,字钦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zhuàn@①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延熙元年,后主立太子,以zhuàn@①为庶子……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三国志·蜀书,李zhuàn@①传》)
    ‍‍‍‍王肃与李zhuàn@①虽然分处魏国与蜀国,从未谋面,却因师出同门,而在学术思想上均表现出倾向贾、马,反对郑学的倾向,荆州学派中的王粲亦问难郑玄所注《尚书》,可见,以宋衷为代表的荆州学派反郑,是王肃反郑学术思想的直接渊源。
    ‍‍‍‍笔者以为,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欲将这个问题澄清,有必要先将经今古文之争的问题澄清。
    ‍‍‍‍学术界历来总把目光集中在经今古文的相异之处,结果造成了对郑玄经学定位的纷乱不一,如果说郑玄是古文学家,则难以解释他与今文经学及谶纬的暖昧关系,而对王肃经学的定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说王肃反郑是为了维护古文家法,则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早就指出,王肃之学兼通今古文,在驳郑时,或用今文,或用古文,而且从王肃的家学渊源来看,其父王朗师从杨赐,杨氏世传的欧阳《尚书》为今文,洪亮吉的《传经表》将王肃列为伏生的第十七传弟子,那么王肃反郑乃出于维护古文家法之说如何能成立呢?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经今古文相异之处转移到它们的相同之处,许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经今古文在两汉时期四次论战的情况。
    ‍‍‍‍经今古文的第一次争论是在西汉哀帝建平时,刘歆和太常博士就是否将《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立为官学发生激烈的争执。刘歆认为古文经可对今文经起添缺补残的作用,而太常博士孔光、龚胜、师丹、公孙禄等人则认为今文经很完备,古文经不可靠。由此次争论可以看出,古文经与今文经在思想内容上不仅不对立,而且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否则刘歆不会认为古文经有添缺补残之用,今文经也不会仅仅怀疑古文经的可信性,而会直斥古文经是离经叛道。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武时。韩歆上疏,建议将费氏《易》、左氏《春秋》立为官学,范升持反对意见。《史记》多引左氏《春秋》,范升批评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并指出左氏错谬之处十四条,以及不可采纳之处等三十一条。此次争论,今文学派已将驳难的深度推进,不再纠缠于古文经的可靠性,而是从其内容与统治思想有悖逆之处下手,但显然说服力不够,引起了古文学家陈元等人的驳难,双方在朝堂之上喧哗不已。
    ‍‍‍‍第三次是章帝建初元年,贾逵、李育之间的争论。贾逵论证《左传》优于《公羊》、《gǔ@②梁》,李育则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并在建初四年的白虎观会议上,以《公羊》义难贾逵。
    ‍‍‍‍第四次是在东汉桓灵年间,郑玄与何休的论战,郑玄兼顾今古文,扬《左传》、《gǔ@②梁》、抑《公羊》。
    ‍‍‍‍从这四次论战中,可以看出,双方的立论从根本上说并不对立,都是为了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而且从皇帝的态度也可反观出,古文经学照样符合他们的统治需要,所以,他们并不排斥古文经,只是为了平衡双方的争执而扬此抑彼罢了。所以,经今古文之争更多的是因为双方解释的角度不同,而且彼此都有漏洞可供对方攻击,郑玄就是操《公羊》之矛,攻《公羊》之盾,打败了何休。范宁曾对《春秋》三传作过如下评价:
    ‍‍‍‍《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残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gǔ@②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gǔ@②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十三经注疏》下册《春秋谷梁传注疏序》。)
    ‍‍‍‍可见,《春秋》三《传》各有与儒家纲常伦理相抵牾之处。所以,在这种各自有把柄被对方攥住的情况下,双方的争论将永无结果,结束争论的唯一途径就是兼采二说,在不同的问题上,或取此,或从彼,谁优择谁,而不分今文或古文。实际情况的发展也正是如此,随着辩难的深入,双方的学者都必须熟悉对方之学,方能在争论中击中其要害。到了东汉末年,学者们兼习今古文已成为非常普遍的情况,为经今古文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最终孕育出了一代宗师郑康成。郑玄注《易》用费氏古文;注《尚书》兼采今古文;笺《诗》以《毛诗》为主而兼采鲁、齐、韩三家《诗》说;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注《论语》以《鲁论》为基础,参考《齐论》、《古论》;注《孝经》则多从今文说。范晔评论郑玄是“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论》)所以,郑玄经学的出现是经今古文之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点上,王肃继承了郑玄的治学思路,其所注群经均是兼采今古文。据台湾学者李振兴所著《王肃之经学》中对王学的探源,王肃的《周易注》兼采孟喜、京房、费直、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尚书注》兼采伏生、司马迁、马融、郑玄;《诗注》兼采齐、鲁、韩、毛、马融、扬雄等。在庞朴主编的《中国儒学》第二卷中,提出“王学”在经学史上,是“通学”的一种形态;(注:庞朴主编:《中国儒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二卷,第80页。)章权才在《论两汉经学的流变》一文中提出了“综合学派”的说法。(注:章权才:《论两汉经学的流变》,《学术研究》1984年第2期。)笔者以为,将“郑学”和“王学”看作是融合了经今古文的“通学”或“综合学派”比之将其归为古文经学更为恰当。皮锡瑞批评王肃“(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5页。)皮氏是站在清代今文经学家的立场上作此评论的。而事实上,东汉末年,经今古文的融合是经学自身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郑学”和“王学”都是这一趋势发展的结果。从王肃注经兼采今古文的情况来看,荆州学派之改定五经章句,必不会是重新使经今古文泾渭分明,而更可能是融合了经今古文后的改定,其反对郑学,是对郑学的“通学”有不满意处而致。事实上,郑玄融合经今古文,确实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可以说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其一,谶纬的问题。学术界通常有一种观点,认为古文学家是反谶纬的,但是从史料记载来看,情况却并非如此。刘歆堪称是古文学家的鼻祖,却因相信“刘秀发兵捕不道”的谶语(《后汉书·窦融传》),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秀”,希冀能应符命;贾逵为了提高《左传》的地位,不惜附会图谶,强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后汉书·贾逵传》)马融曾“集诸生考论图纬”(《后汉书·郑玄传》)。由此观之,将是否反谶纬作为划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界限并不严格,今文学家和谶纬关系密切,古文学家亦与谶纬有暖昧不明之联系,因此,在对待谶纬的问题上,不是以今文、古文为两大阵营,而是以倾向理性主义者为一派,以倾向神秘主义者为另一派,反谶纬的代表人物有尹敏、桓谭、张衡、荀爽等人,“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以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后汉书·方术列传》):周予同在其论著中引用阮元的《七纬叙》,阮氏据汉人碑碣列举了精通谶纬者:“姚浚尤明图纬秘奥,姜肱兼明星纬,郭泰探综图纬,李休又精群纬,袁良亲执经纬,杨震明河洛纬度,祝睦该洞七典,唐扶综纬河洛,刘熊敦五经之纬图,杨奢穷七@③之奥曹全甄极毖纬,蔡湛少耽七典,武梁兼通河洛,张表该览群纬,丁鲂兼穷秘纬,李yì@④通经综纬。”“大有不治纬即不能通经之概”。(注: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因为汉代学者治经与用谶纬或反谶纬的斗争纠缠掺杂,所以当经今古文走向融合的时候,如何对待谶纬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郑玄的态度是保留之,他在注经中多以谶纬为据,并且为纬书《尚书中侯》作注。
    ‍‍‍‍荆州学派是否反谶纬并无明确的资料,陆绩在《述玄》中批评宋衷所注《太玄》是“失其旨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全三国文》卷六十八陆绩《述玄》)由此可以推知,宋衷之学不重象数重义理,则其更可能对谶纬是持反对态度的,而这一点,在王肃经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试以“五帝非天”之例加以说明。
    ‍‍‍‍郑玄注《礼记·大传》曰:“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biāo@⑤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十三经注疏》下册《礼记正义·大传疏》)
    ‍‍‍‍王肃驳曰:“案《易》,帝出乎震,震东方,生万物之初;故《王制》定制之。以木德王天下,非谓木德之所生也。五帝皆黄帝之子孙,各改号代变而以五行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郑以五帝为灵威仰之属,非也。”(《玉函山房辑佚书》第二册王肃《圣证论》)
    ‍‍‍‍郑玄所注本之纬书:
    ‍‍‍‍《春秋纬·元命苞》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苍帝之子。(《玉函山房辑佚书》第二册宋均注:《春秋纬元命苞》)
    ‍‍‍‍王肃坚决反对谶纬,故力驳郑注。
    ‍‍‍‍《孔子家语·五帝第二十四》中云:“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
    ‍‍‍‍王肃注曰:“五帝,五行之神,佐生物者,而谶纬皆为之名字,亦为妖怪妄言。”(注:张涛:《孔子家语注释》卷六《五帝解第二十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注释(2)。)
    ‍‍‍‍郑王二人对谶纬截然对立的态度,可从两个层面来解释:
    ‍‍‍‍一方面,从学术思想的传承来看,终东汉一朝,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始终存在倾向神秘主义的以谶纬治经的派别,与倾向理性主义的反谶纬派别之间的斗争。郑玄注经采用谶纬,是继承了前者的思想观念,而荆州学派和王肃则是继承了后者的思想传统。
    ‍‍‍‍另一方面,汉魏之际的时代背景是摈除谶纬的现实层面的推动力。汉末建安的社会大动荡,用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人们,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所谓代表神意的谶纬毫无意义,袁术以自己的名字应“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后汉书·袁术传》),迫不及待地称帝,结果却迅速败亡。在汉魏禅代中,尽管谶纬被大量地利用,但曹操公然宣称“性不信天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以及曹魏政权“科禁内学”(《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的举措,都反映了其实际上反谶纬的态度。汉魏之际是一个理性主义思潮为主流的时代,荆州学派和王肃之反谶纬,毫无疑问是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
    ‍‍‍‍另外,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不仅是以神意来论证汉王朝合法性的谶纬,还包括紧紧依附王权、因之各谶纬关系密切的今文经学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穷途末路。因此,荆州学派和王肃在反谶纬的同时,是以古方经为主,兼采今文经。
    ‍‍‍‍综上所述,郑玄注经掺杂谶纬的内容,使其融合经今古文之后的新经学,即“通学”呈现芜杂的面貌,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它们最初出现的时候,都和谶纬没有关系,谶纬之窜入经学,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注: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8页。)因此,将谶纬从经学中清除出去,有利于经今古文更好地融合,正是站在这一角度,我们说,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其二,烦琐的问题。郑玄出入今古两家,以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将经今古文融为一体,相对于汉学“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后汉书·郑玄传论》)的情况而言,郑学是极大地被简化了的学术体系,但郑学却仍然存在烦琐的问题:第一,郑玄注经引入了谶纬,神秘妖妄之说充斥其学,使之不可能摆脱烦琐的影子;第二,郑玄注《易》,沿用的是汉代象数易学的方法,爻辰、卦变、互体兼采,而王肃则采用费氏古文易学重义理的方法,以传解经,扫落爻辰、卦变、互体,两者相较,郑注自然烦琐;第三,郑玄过于热衷辞训,“通人颇讥其繁”(《后汉书·郑玄传论》),而王肃注经简洁明了,此风格贯注于其所有的经注当中,为后世学界所公认。事实上,王肃简洁的注经风格是继承了荆州学派的学风,“删铲浮辞,芟除繁重。”(《全后汉文》卷九十一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今文经学的章句固然有烦琐之弊,古文经学的训诂亦不免琐屑之病,在融合经今古文的过程中,无论对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存在着反烦琐的问题,郑玄并未很好地解决之,也正是站在这一角度,我们说,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总之,郑学、荆州学派、王学都是融合了经今古文的新经学。郑学虽然是这一新经学的巨擘,但其学当中谶纬入经和解经繁琐的问题,使后起的荆州学派和王学起而攻之,所以,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可以说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讠加巽
    ‍‍‍‍‍@②原字为(彀去弓)加禾
    ‍‍‍‍‍@③原字为(街去圭)加首
    ‍‍‍‍‍@④原字为立加羽
    ‍‍‍‍‍@⑤原字为火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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