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两种思想传统(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42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 虽说如此，但历史上，对超越的追问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含义却有多种理解。海德格尔总结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对于超越的不同理解时说：“超越首先是在存在者和存在之间的那种从存在者出发向存在过渡的关系。但超越同时也是那种从可变的存在者导向静止的存在者的关系。最后，与对‘至高无上者’（Excellenz）这个称号的使用相符，超越还意味着那个最高的存在者本身，这个最高的存在者也被称作‘存在’。它与前两个含义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混合物。” 后期海德格尔对“超越”或“形而上学”作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新的理解，他认为“meta-physics”乃“去存在”之意。“去存在”的“去”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去除”之“去”；另一种是“去实现”之“去”。如果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包括前期海德格尔，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一词的话，那么，后期海德格尔则赋予“形而上学”以后一种意义。其代表说法就是“存在者显示存在，存在通过存在者呈现”。后期海德格尔虽然不再使用“形而上学”一词，但这后一种关于“meta-physics”（形而上学）词义的理解，仍然表明一种形上姿态。因为它无逃于对“超越”的理解（超越是指存在者与存在之差异。而对差异的肯定只能通过超越达到，否则无所谓差异）。 康德在妹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指出：“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天性。”这句话换一种说法，说的是超越是人的自然天性。海德格尔说：“‘超越’意指人之此在所特有的东西，而且并非作为一种在其他情形上也可能的、偶尔在实行中被设定的行为方式，而是作为先于一切行为而发生的这个存在者的基本机制。……超越乃是这样一种超渝，这种超渝使得一般生存之类的东西成为可以，因此也使一种在空间中的‘自行’运动成为可能。” 三、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 （一）西方形而上学问题 西方主流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追问有两个问题，代表两种不同的“超越”，即“先验超越”与“超验超越”。这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得到反映。亚里士多德这本书是一本难读的书，原因是其中关于“终极实在”或者“第一因”（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表述之一）的说法有多种，如“实体”、“个体”、“四因”、“形式”、“本质”、“神”，等等。但抛开关于何者为第一因的具体答案不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问题集中起来有两个：一是对于“普遍存在者”的追问；一是对于“最高存在者”的追问。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主要篇幅以及《范畴篇》讨论的是前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而关于最高存在者（神）的讨论仅见于《形而上学》第12章的后5节。由于对前一个问题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中占有绝大比重，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形而上学仅仅是指对于像“本体”、“实体”等这样一些“普遍存在者”问题的讨论。这个看法是不确切的。像黑格尔这样一位形而上学观中具有深刻的宗教情怀的哲学家（如对“绝对理念”与“绝对精神”的强调），就相当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观中对于“神”的理解（这个“神”当然不是后来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也不是希腊神话中的诸神，而是作为自我运动的神），甚至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时，就仅仅取材于《形而上学》第12章的后5节内容。 由于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形而上学”这个词被命名为书名（开始时仅作为一个“编纂学”的名称，其命名具有“偶然性”），加上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无论是他关于形而上学的第一种看法还是他的第二种理解，都在后世引起极大反响并且得到广泛回应。其中，亚里士多德对于形而上学的第一种理解，长期成为西方哲学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主流（无论是提倡建造形而上学思想体系者，还是“拒斥”形而上学问题者，都将它视为形而上学的普遍形态）。而他关于形而上学的第二种理解，后来被基督教神学所吸收，作为对于“上帝”的“神学论证”而被继承与发扬。 西方哲学史上这种对于形而上学的“亚里士多德式理解”，由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存在一神一逻辑学机制》中作了回顾与概括。他说：“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也即普遍存在者。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也即整体存在者。形而上学既在探究最普遍的东西（也即普遍有效的东西）的统一性之际思考存在者之存在，又在论证大全（也即万物之上Grunden的最高者）的统一性之际思考存在者之存在。这样，存在者之存在先行被思考为奠基性的根据了。所以，一切形而上学根本上地地道道是那种奠基（Grunden），这种奠基对根据作出说明，面对根据作出答辩，并最终质问根据。” 应当说，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两种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也常常结合在一起，并且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存在。同样是海德格尔，在描述西方哲学史上这两种形而上学理解的彼此瓜葛与纠缠时说：“因为作为根据的存在显现出来，所以存在者便是被奠基者，而最高的存在者就是第一原因意义上的论证者。如果形而上学着眼于其对于每个存在者之为存在者都共同的根据来思考存在者，那么它就是作为存在者之逻辑学的逻辑学。如果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也即着眼于最高的、论证一切的存在者来思考存在者，那么它就是作为神之逻辑学的逻辑学。” （二）纵向超越与横向超越 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对于第一因的两种看法，还是西方哲学史上后来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种种不同看法，其实都可以认为仅仅是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究与追问，而非对于形而上学本身的追问。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对于形而上学的追问本身，其实是一个“思维态势”的问题，即我们以何种思维方式来看待形而上学。较之于形而上学问题来说，形而上学的思维态势属于对于“形而上学”的“先行领悟”，它是一个较之形而上学问题更先行性的问题。从思维态势的角度来观察，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史上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究与追问虽然各有其不同的问题指向；或者说，其无论对于形而上学或者终极存在者的看法是什么，它们一无例外地都据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这种西方的形而上学思维传统，也即“二分法”的思维传统，按照张世英的说法，二分法思维态势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属于一种“纵向超越”。但从思维态势来看，对于存在的追问，或者说对于形而上学的探究，除了纵向超越之外，还可以有“横向超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