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与中国哲学问题(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14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冯友兰 上世纪30、40年代，冯友兰先生（1895-1990）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陆续问世，尽管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早出10多年，但始终只有上半部，没有完成下半部，因此，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成为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加上他的哲学理论论著《贞元六书》，两大学术成果奠定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泰斗、中国哲学大师的学术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基本上成为讨论中国哲学的常规内容。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冯友兰先生耗费了20多年时间重写他的《中国哲学史》，令人感慨的不仅在于他三易其稿，不仅在于他九旬高龄坚持写作，更在于他基本更换了一套新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将中国哲学史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改写。冯友兰先生始终厚爱中国古典哲学，中国古典哲学的抽象论、阴阳论、共性论等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认识论基本一致，然而，从先秦诸子到程朱理学，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内容都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几百几千年，无论是对于世界的认识还是使用的语言概念，两者都大相庭径。因此，本文谈论中国哲学问题，并不使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内容，而使用《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的内容。 如果抽象脱离具体，认识和思维就掉进坑里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对抽象和具体进行了明确划分：“抽象者是思之对象，具体者是感之对象。”他认为抽象和具体是西方哲学使用的概念，中国哲学不使用，使用的是与之相应的“形上、形下；真际、实际”。由于今天的我们已经普遍使用抽象和具体两个概念，我们不妨将形上、形下；真际、实际相应地用抽象、具体表达。 我们都清楚，感之对象必须是客观事物，否则无从感起。按照冯友兰先生的划分，思之对象也是客观事物，只不过是抽象事物。这就出现问题了，世界上存在抽象事物吗？如果说抽象概念就是抽象事物，那当然就存在，而抽象概念实际上只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所使用的语言符号，比如天气，是人们认识天气现象所使用的一个抽象概念，是一个语言符号，它指示天气晴天、下雨等等各种具体的天气现象，各种天气现象才是客观事物，客观事物中并没有天气这种事物存在。 《新理学》应该说是冯友兰先生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他“自号”为“讲理之学”、“最哲学底哲学”、“关于宇宙全体者”。他在《新理学·真际与实际篇》中这样解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有实际底（的，下同）事物必有实际；有实际必有真际，但有实际不必有某一实际底事物；有真际不必有实际。”又在《新理学·形上与形下篇》中说：“即（即使）言语中之普通名词或形容词（意指人、马等抽象概念）所代表者，也是客观地，可离一件一件底具体事物而独有。不过此所谓有，只是就真际说，不是就实际说。”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抽象概念一旦出现，就成为纯粹的抽象概念，不仅可以脱离具体的客观事物而存在，也应当脱离具体的客观事物，而哲学，就是这种完全脱离具体的客观事物而就抽象概念进行描述的学说。 为了说明哲学思维中的抽象概念可以脱离具体对象，冯友兰先生在多处使用“这是一张方桌”作为例子。他的意思是：当我们说“方有四隅（角）”时，我们可不管事实上有没有方底物存在，事实上可以无方物存在。因此，抽象概念“方”是真际而不是实际。那么，“方”作为抽象概念可以没有一个具体实物吗？ 首先，抽象概念并非人凭空生出的概念，它是人使用语言（口语和文字）表达的事物特征，如“方”，一种对事物外形的规定，“有四个角”的外形虽然是无数种大大小小的“方”，但不可能脱离任何一个“方”，人的大脑中的“方”必须是任何一个“方物”，这“任何一个方物”都是一种具体物件，脱离具体物件的“方”，作为抽象概念，抽象的是“任何一个物件”的“方”，并非无物件的“方”，而且，“方”只是人们认识这种几何特征所使用的一个称呼，一种语言形式，就如同“天气”一样。 其次，超越具体的抽象只是人类认识事物所使用的语言，相当于“代词”、“称呼”，并非客观事物本身。当人们使用抽象概念进行思维、表述的时候，所思维、表述的内容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抽象概念所指示的具体对象。如“为人民服务”，“人民”、“服务”都是抽象概念，若有人表示“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他（她）的意思就必须是“我给某个（些）人做某件事情”，这里的人、事都是具体的对象和行为，若没有具体对象和行为，他的表示就等同空无内容。脱离具体对象和事实的抽象既然空无内容，这种抽象就是虚无的，并非哲学。 此外，抽象是超越具体的，抽象超越具体是就全部具体中的个别或者部分而言，抽象属于超越范畴，因为它涵盖的是全部，并非个别或部分，这种超越并非表示抽象与具体的个别或部分存在不同，相反，抽象与每个具体个体都保持对应统一，否则，抽象就不成立。 所以，任何抽象概念，在所抽象的意义上，都与具体的个体对应一致。当我们使用抽象概念进行思维、认识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正是它与个体一致的含义，只不过我们使用了抽象概念替代了具体的个体概念，并不因此表示抽象与具体的脱离，相反，恰恰表示了抽象不能脱离具体而存在。 若抽象脱离了具体，如前所述的“为人民服务”，只有“人民”、“服务”的抽象概念，没有具体的人和服务的行为，这种抽象就成为空洞的虚无的概念游戏，并非人类使用抽象概念的目的和习惯，用通俗的话说，脱离具体的抽象思维和认识等同掉进了坑里。 因此，“抽象是思之对象，具体是感之对象”并非事实，实际上，我们使用抽象概念思考、推理的时候，并不是将抽象概念当成思考、推理的对象，只是将抽象概念作为思考、推理对象的替代名称，我们思考、推理的对象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抽象概念所指称的具体对象。或者可以说，抽象并非思之对象，而是思之工具。 把抽象与具体割裂开来并不仅仅是冯友兰先生个人的哲学认识，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抽象思维”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认识，这种认识的含义并非指的是利用抽象概念进行思维，而是说思维活动使用的是抽象概念无关具体，是一种从抽象到抽象的思维活动，还被誉为一种更高级的思维活动。众所周知，思维活动是人的大脑的一种认识、推理的活动，即使认识抽象概念，比如“颜色”，大脑里也必须同时反映各种颜色的特征，或者关于颜色的内容，不可能脱离颜色的特征或内容产生认识，如果脱离，就成为一种纯概念的认识，只是文字或表达物的认识，并不能认识颜色的特征或者内容，而脱离颜色特征或者内容，人的大脑所进行的关于颜色的推理就失去对象，即使有许多抽象概念完成了推理，其结果也因为不存在任何对象而成为一种空洞。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层次篇》里对当时盛行的“阶级斗争”也当作一种抽象事物，说：“共产党所说者乃阶级斗争，并不是人与人斗争。”“阶级”是针对人而言，没有人就无所谓阶级，至于斗爭，不是人与人的斗争更无从谈起。事实上，中国社会曾经进行的长达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且不是斗争两个字能够描述清楚，那是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斗争和被斗争对象都有名有姓，没有一个被斗争死去的生命是抽象事物，而且，每一个斗争者都或者拳脚相加或者刀枪并用加害被斗争者，没见任何斗争是抽象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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