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道德真经传》中的政治思想(1)
http://www.newdu.com 2024/10/08 02:10:39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吕惠卿（10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人，是北宋熙宁变法中仅亚于王安石的第二号人物，其协助王安石变法居功甚伟。吕惠卿还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数次守卫北宋边疆，击退外敌，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吕惠卿深于经术，著作等身。惜变法失败，吕惠卿著作悉遭焚毁，今仅存《道德真经传》《庄子义》及西夏文《孝经注》。其中，《道德真经传》是以《老子》思想为依托，阐发自己政治思想的著作，透过《道德真经传》，我们可以一窥这位被历史的风尘掩埋已久的政治家的风采。 一、《道德真经传》的写作背景和动机 正如道教学者杜道坚《玄经原指发挥》所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不同时代的《老子》注疏体现了不同的时代风潮。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陈寅恪语），在统治者右文政策的推动下，儒、释、道三教合一，宋代思想文化充满着怀疑、创新、包容的氛围，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吕惠卿的《道德真经传》体现着以儒解《老》、孔老同归的时代特点。同时，因为吕惠卿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身份，使得《老子》一书的注解体现着神宗政坛的风云变幻，充满着政治隐喻和军事思想。 熙宁七年，王安石首次罢相，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熙宁八年，王安石复相。熙宁九年，王安石再度罢相，司马光废除新法。元丰元年，吕惠卿上《道德真经表》及《道德真经传》四卷。由此可见，《道德真经传》写于北宋神宗政坛极度不安，神宗皇帝朝令夕改的时期。吕惠卿在这样的政治漩涡中，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见解，都反应在《道德真经表》及《道德真经传》中。 吕惠卿在《道德真经表》中写到“曹参师于盖公而相齐国，孝文传之河上而为汉宗，仅得浅肤，犹几康阜。夫唯俗学，不识道真，徒见其文有异《诗》《书》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吕惠卿认为《老子》一书是帝王权术之书，曹参、孝文仅仅得其肤浅余绪就能使天下大治。天下俗学不能了解《老子》一书的真谛，误认为其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其实《老子》一书乃是“皇王之宗”。吕惠卿上奏《道德真经传》，希望神宗皇帝可以“以高真之质而出应君师，以妙本之余而形为事业”，会收到“庶政交举”“四方已孚”的政治成效。由此可见，吕惠卿注释《老子》是为了向神宗皇帝阐发《老子》一书中对政治有裨益的内容，调和孔老，以发见《老子》真义，有补于世用，其直接的阐发对象是神宗皇帝。明代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卷三洞神部中说《道德真经传》“言阴阳动静，知时尽神，浑融治身理国之道”，近人任继愈认为“此传以道家儒家治身理国之说相参为其主旨”可谓得之。 二、《道德真经传》中的政治思想 吕惠卿最大的政治作为是熙宁新法，其在《道德真经传》中阐发了新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认为变法乃是必然，固守祖宗之法不可行。在“古之善为士”章的注解中，吕惠卿写到“天下之物，有新则有弊，有弊则有坏，则能不弊者鲜矣。”{1}“不敝不坏，则不新不成矣。”吕惠卿认为一切都有新有弊，弊趋向于坏，有弊有坏然后能新能成。在“知其雄”章中，吕惠卿也同样认为“守之以为母，知之以为子；守之以为经，知之以为变也。”{2}守变一体。吕惠卿认为古代的政治不可以尽复，守旧不变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如“小国寡民”章中，吕惠卿认为“去世太古也久矣，遂可以尽复乎？曰：未可也。”众所周知，老子的理想社会蓝图是小国寡民的太古时代，其思想是守旧复古的，然而吕惠卿认为，老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礼至于兼三王，乐至于备六代，其文极矣。然而礼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乐不以嘒管清声而加之朱弦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礼乐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复始此也。方斯时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坠绪而庚之，老子论其道与世如此，其意犹是而已矣。”即老子只是提出最应该有的理想社会以论证现今社会的变革是出于“不得已”，虽“不得已”，却是不得不如此。太古时代虽然美好，但社会必然前进。这样就为变法找到了合理的依据，变法是必然的。 吕惠卿同时认为变法具有必要性。熙宁变法前，北宋社会冗官、冗兵、冗费，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同时，内忧外患问题严重。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情况。王安石和吕惠卿为首的熙宁新法就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改变北宋政治危机为目的发起的变法运动。对于变法的必要性，吕惠卿是有相当清楚的认识的。吕惠卿在“其安易持”章中认为“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则难矣。其未兆易谋，已动而谋之，则难矣。其脆易破，则不可使至于坚。其微易散，则不可使至于着。物皆然，心为甚。通诸其心，则于天下国家无难矣。其安也，未兆也，则是为之于未有也。脆也，微也则是治之于未乱也。”{3}只有见微知著，在灾祸发生之前做好防备措施，在国家丧乱之前寻求治国之道才能避免灾祸和丧乱，这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 变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以求其实施的一贯性。在古代封建社会，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宗皇帝的个人意志。只有皇帝坚定变法的决心，才是变法成功的最大保证，历代变法的经验教训也是如此。神宗皇帝因为听信司马光等守旧派的诋毁造谣罢免王安石，后又启用，继而再次罢相，尽废新法，可以说两三年内朝令夕改，北宋政坛风雨飘摇。鉴于此种状况，吕惠卿在《道德真经传》中特别注重阐发“常”的概念，如在第一章“道可道”的注文中，吕惠卿开宗明义，指出“万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而不知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为道而至乎常，则心凝形释，物我皆忘”{4}“则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殁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谓常道。”{5}“知常曰明，明则无所不见也，故唯常为可以观。”{6}吕惠卿认为为道至乎常，才是最高境界。也只有常，才能明。所以应该“以常道处事而事出于无为”{7}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自常观之，则吉凶悔吝常见乎动之微”，{8}才能达到内圣外王的效果。吕惠卿认为如果不以常道处事，即使“飘风骤雨成之暴戾，非出于常然也，故虽天地为之，尚不能自终朝终日之久。”{9}何况人为之政治？在“跂者不立”章中，吕惠卿同样以“常”的观念注解《老子》，他认为“跂之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为行，非行之常也，则不可久，故虽立不立，虽行不行也。”{10}由自然现象比及人事，无常同样不能长久。与此类似的还有“善行”章在注解中，吕惠卿认为“唯圣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于所同然之际，虽行之、言之、计之、闭之、结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则其明袭而不可得见，故曰是谓袭明。”唯有常才能明。在“以正治国”章中，吕惠卿直接将“常”的概念延伸至政治领域，提出对神宗皇帝实行稳定政策的期待：“治国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对最高统治者实施长久稳定的政策提出了建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