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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孟学派的由来(6)

圣门之学者重约礼,礼者理也。曾子之学尤湛深于礼,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孔圣一贯之传。《大戴记》录《曾子》十篇立言制事,悒悒勿勿,深有得于礼教者,其受学孔圣也。内验身心,外究事理,于礼之大本大经,聆之,审体之,退而与游、夏诸子互商节目,吊之裼袭,奠之东卤,祖之反宿,一一讲明,必求礼义之安而后已。初未尝偏执己见,悻悻自是,曾子忠恕气象乃尔。……曾子之穷理,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见孔圣一贯之传,又何闲焉?(《儆学杂著·曾子论礼说》) 
    孔子的“一以贯之”并非是忠恕,而是礼,曾子得孔子之传也主要是礼,这里曾子又被说成“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深有得于礼教者”。不过到了晚清,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早期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均力排曾子,认为传道统者实为子游。如康有为说:“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孟子微·序》)梁启超说:“《春秋》太平世之义,传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可见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孔子也。此派为荀派所夺,至秦而绝。”(《 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康、梁之所以重新提出子游,除了学术的原因外,恐怕还是因为从子游那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大同”说吧。看来思孟学派已不仅仅是个学术 问题 ,还往往被赋予了不同 时代 的 社会 、 政治 内容 ,由此呈现出一幅幅不同的面貌。 
    由于疑古思潮的 影响 和资料的缺乏,当代以来的思孟学派 研究 难以取得较大突破,不过仍有学者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如郭沫若先生考察了儒家八派,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孟氏 自然 就是孟轲,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乐正氏当即孟子弟子乐正克。但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郭氏还对思孟五行进行了考证,认为可能是指仁义礼智诚。[10]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中专门列有思孟学派一章,并对其作了重新评价。“我们认为,曾子与思、孟的思想确是在一条线上 发展 的,然而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则绝非事实。因为,曾子思想本来是思、孟学派的 理论 来源或其萌芽形态,但不是孔子思想的真传。这就是说,曾子虽然在文字形式上‘言必称师’,而在思想实质上,则抛弃了孔学的积极成分,而片面地承继了并且扩大了孔学的消极的成分。我们在第六章里,所以将曾子列为孔学优良传统萎缩阶段的一个支派的开端,正指此事。”[11] 
    1973年马王堆帛书出土,其中《老子》甲本卷后附录古佚书四种,庞朴先生经过研究,将佚书之一命名为《五行篇》,认为其中谈到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即是人们争论不休的思孟五行说,由此揭开了思孟五行之谜,同时将思孟学派研究向前推进一步。[12]不过由于帛书的年代较晚,当时学者一般倾向将其看作思孟后学的作品,这多少使帛书的学术价值打了折扣,加之在《五行》的理解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思孟学派的研究虽出现一缕曙光,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观,有学者甚至针锋相对,提出不同意见,根本否定帛书的“五行”说。[13] 
    (二) 
    王国维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郭店竹简的出土,给思孟学派研究带来新的转机。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经整理有文字的共有730枚,其释文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掀起研究的热潮。郭店竹简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经整理者编连后,属于儒家的著作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二、三等十四篇。 目前 的编连结果可能不是最佳的,研究者已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其中尤集中在《成之闻之》一篇,类似的调整还可以进行,不过总体来看,各篇的内容基本是清楚的。由于郭店竹简的形制不完全一致,十四篇儒家简的形制可分为三类:(1)简长三二·五厘米左右,两端修成梯形,编线两道: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五篇。(2)简长二六·五——三○·六厘米,编线两道:有《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四篇。其中《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简长二六·四厘米,两端修成梯形;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简长二八·一至二八·三之间,两端平齐。(3)简长一五——一七·五厘米,编线三道:有《语丛》一、二、三等三篇。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