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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的人生哲学(1)


    
    周恩来
    〔 论文 关键词〕 周恩来;人生 哲学 ;公仆意识;自我牺牲精神  
    〔论文摘要〕 周恩来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腾飞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奋斗了一生,而且以自己的宽阔胸怀、谦逊品格、尽忠尽孝、至情至义、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两袖清风、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操和人格精神在 中国 人民心中构筑起一座巍峨的道德丰碑。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著名诗人郭沫若写了一首悼诗:“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月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周恩来之所以“天不能死地难埋”,与山河同在,与日月齐辉,不仅在于他的“丰功垂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在于他以自己的道德人格在中国人民心中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探讨周恩来的人生哲学,对于共产党人确立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荣辱观,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立志高远,求新求真  
    早在青少年时代,周恩来就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希望自己能“浮舟沧海,立马昆仑”,〔1〕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周恩来看来,青年人立志“当计其大舍其细”。所谓“计其大”,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服务社会,而“舍其细”就是抛弃个人私利,不要去追求金钱地位和高官厚禄。而周恩来的志向则是挽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使中华民族走上振兴之途,中国人民趋于幸福安康之境。  
    在中国近代史上,绝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是因为目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而拔剑而起,走上革命道路的。从爱国到革命,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人生道路。周恩来也不例外。他最初的爱国思想是在东北求学期间产生的。从淮安到沈阳,是周恩来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不仅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受封建 教育 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2〕而且开阔了视野,他开始阅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思想。1917年8月,周恩来在赴日留学前来到沈阳,给同学郭思宁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3〕  
    确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之后,关键是如何去实现它?周恩来认为:要把理想变为现实,必须做到“求真、重行、勤学、求新”。  
    “求真”就是探索和追求真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年轻的周恩来决心上下求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周恩来的强烈兴趣,他想研究其中的奥秘,因而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写下了那首豪情万丈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4〕在日本,周恩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新青年》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犹如“一线穿云而出的阳光”,使年轻的周恩来有豁然开朗之感。他想通过了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在欧洲,他用半年多的时间对各种思潮进行反复“推求比较”,终于在1921年秋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一旦确定自己的信仰,周恩来则矢志不移地为之奋斗,“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5〕。周恩来信守自己的诺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险恶,斗争形势多么错综复杂,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6〕。即使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仍然对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7〕 
    “重行”就是将理想付诸实施。周恩来说,“我平生最烦恧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8〕,不去脚踏实地的做,不去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再美好的理想也是空中楼阁。因此,一旦看准的事情、认准的目标,就要“拼命去做,不计利害”,而且要有恒心,“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9〕。在周恩来看来,只要志向坚定,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将理想变为现实。  
    “勤学”就是勤于学习和思考。知识学问既是理想的翅膀,又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不学无术,即使有报国的热情,也是不能救国救民、服务社会的。周恩来认为:“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而学好知识,前提在于勤奋,一生之计在于勤。“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尤其在青年时代更要勤奋,不仅要勤于学习,更要勤于思考。周恩来反对在读书时囫囵吞枣,认为那样不仅虚掷光阴,徒劳无益,而且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求新”就是弃旧图新,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的 发展 和形势的变化。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曾在“新中会”发表过一篇演讲,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落后,原因在于不能图新;而西方文明之所以发达,原因在于互相竞争,“一天比一天新”。他希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10〕。他给自己提出了“三新”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11〕在“求新”的思想驱动下,年轻的周恩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肩负起“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  
    二、谦逊淡泊,忍辱负重  
    周恩来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的 历史 功绩,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却从不居功自傲。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他总是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毛泽东,从来不提自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谦逊品格和崇高风范。1951年9月,京、津两地举行高等学校教师座谈会,邀请周恩来作报告,他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12〕。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再次指出:“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13〕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由于周恩来的卓越才能,他在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工作了近五十年,而且不是没有机会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总是以人民利益为导向,以服务大众为自己的工作目的。不仅如此,他总是甘当人梯,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他有意把瞿秋白推向前台,担任临时中央负责人,而自己则退居幕后,担任助手。在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领导职务后,虽然他被党内委托为最高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了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仍自觉地退居于助手的位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周恩来更是心悦诚服地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处处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权威,突出毛泽东的形象。他不摆资格,不计名利,服从中央的工作安排,协助毛泽东做好内政外交工作。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的工作,却谦虚地说自己“做的事实在太少了”。每当人们谈到他的功绩时,周恩来总是岔开话题,说自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 
    三、尽忠尽孝,至情至义  
    周恩来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报恩意识非常浓厚。希望在自己长大之后,报答父母和长辈的养育之恩。他在旅日日记中写道:“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话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14〕在一岁时,周恩来就过继给叔父做儿子,虽然养父养母很早就去世了,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为了纪念养母,周恩来在旅日留学期间,将养母在少女时代写的诗文带在身边,经常焚香拜读。参加革命后,周恩来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乡,为死去的亲人奠祭。对此,周恩来十分伤感和自责。1945年,他在重庆对记者说:“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十岁时,周恩来到东北投奔伯父,伯父母没有儿子,视周恩来为己出。对伯父的“覆荫”之恩,他在一篇作文中给予了深切的记述。1917年秋,周恩来在赴日留学前,先到东北探望伯父。在旅日期间,他经常给伯父通信。除夕之夜,他遥想伯父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身边无一亲人,因而无法入睡。  
    对生父周贻能,周恩来更是父子情深、倍加孝敬。1918年暑假,周恩来从日本回国探亲,父子俩在北京欢聚。但人间总是聚少散多,周恩来在日记中记述了父子分离的痛苦:“最是伤心此日。”“今早生父以四钟行,往南京去。‘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孤单单既离吾家,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15〕1938年5月,他将父亲接到身边,以尽孝道。遗憾的是,这种父子天伦之乐的时间仅仅四年,周贻能就因中风而不幸去世。父亲去世时,周恩来因病正在 医院 动手术。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周恩来悲痛万分,放声大哭,泪如泉涌。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执意出院,抱病为父亲守灵,料理后事。  
    大概是从小失去亲人、四处漂泊的缘故,周恩来十分看重友情,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朋友可以激励自己的斗志,“有友为励,益奋吾志”,因而与朋友交往是人生的一件快事。在交友时,周恩来主张以心交心,贵在知心,以诚待人,以情动人。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周恩来的朋友是最多的,他既有生死与共的战友情,又有情深意挚的同志情,还有因感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从对手变为朋友的。  
    周恩来与叶挺的友谊体现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1927年,他们共同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周恩来患了恶性疟疾,连日高烧不退,是叶挺、聂荣臻冒着生命危险,一直护卫在周恩来身边,并将他护送到香港。“皖南事变”中,叶挺被国民党无理扣押,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积极营救,使叶挺终于重获自由。叶挺夫妇牺牲后,周恩来又为抚养烈士遗孤倾注了大量心血,可谓是生死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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