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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远人:早期儒家礼仪之道的形成(2)

二、周人尊礼,敬鬼神而远之
    西周建立之后,首要的问题是从理论上回答“武王伐纣”的正义性,而非“以臣弑君”。⑥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说法,即天命不会永久的眷顾一个政权,天命会根据为政者的德行,转移到有德的统治者身上。按照周公的解释,周取代商的前提是周族有德、商族无德。此处的德指什么?是不是后来的道德之德?晁福林先生指出,西周初年的“德”还不具有后来德性的意思,而是一种制度之德。⑦但毕竟在商周之际,天命的依据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敬事上帝鬼神的礼仪,及其礼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虔诚程度。《尚书·牧誓》篇记载,周武王历数商纣王犯的罪行,其中有一条就是“昏弃厥肆祀”。商纣王没有好好侍奉祖先与神灵,遂失去神灵的指导而失去王道。周人认为天命不但有意志,而且代表着民意,别说不去事鬼神,就是事鬼神不敬都是大罪过。可见,殷商时代统治者的“德”是以能否遵守“事神”之礼为标准,无德即失道。无“神道”则不能“设教”,不设教则无法使天下服。
    周人继承殷人神道设教的统治方略,并进行了巧妙的改造。西周初年,周人继续沿用殷人的上帝观念,用来提升周人祖先神的地位。《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人的祖先神上升到天上,并受到上帝的恩宠。但周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建构起自己的神道设教系统。帝是商代的祖先神,对其他神灵并没有保护与指导的功能。上帝对于周天下的大多数族群来说已经变得狭隘,显然不适合周代的统治需要,因此,周代政治家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神灵指导周王。
    天是笼罩一切的泛神信仰,既可以是自然神,又可以是人格神。为此,周人逐步以“天”取代“帝”作为至上神。商王是帝的后裔,周王是天的儿子。帝的后裔要好好奉祀帝,天子要虔诚祭天。“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大雅·文王》)获得天命,即得天道而行王道。这样,周人顺利完成了由神道指导王道转换为天命指导王道的理论建构。
    周代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打破了神权的笼罩,又保留了天命作为王道的依托。此后凡获得政权的王朝,皆言得天命。随着王道依托的神道转为天命,周人的统治也随之从神权转到王权。周代实行的分封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融入神权观念的新王权制度。一方面,分封微子启到宋国,保持商族祭祀不绝,安抚殷商遗民的宗族情感;另一方面,给不同层级的政权规定了相应的祭祀权限。《礼记·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礼记·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西周以前,方国部落并没有清晰的“祭不越望”观念,西周建国后才把“祭不越望”当成诸侯的祭祀规则。周天子以天下共主的身份祭天,实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统一,这就意味着周王既是掌握神权的最高者,又是政治层级中的最高者。
    周代“礼仪三千”、“威仪三百”,贵族阶层及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都可以在礼中找到相应的安排。对于全天下百姓而言,天子通过祭天获取天神的指导,所以天子祭天必诚、祭天必洁,诸侯在封内祭祀各自神灵,各有其祭、各有其礼、各司所职。周天子的王道指示诸侯,诸侯指示大夫,大夫指示士。自上而下的礼仪制度,使每个层级的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与权限。天子通过巡守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共主”身份;诸侯通过述职汇报礼制安排之职,表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意义。如果说,商代道的原初意义是通过祭神之礼获得神的引导,主体在神,那么,周代通过礼乐制度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虽然保留了祭神之礼,但祭神礼仪之中的主祭者不再是神的附庸,而转化为祭祀礼仪的主体。由此,作为神意引导主祭者的“道”,也就转化为主祭者本身。
    层级礼乐制度是西周统治者的得意设计,把神道设教转换为政治制度安排,从而为神道设教转化为人道教化做好了准备。《礼记·表记》:“殷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两句话概述了殷周两代政治中的事神与尊礼两大关系。殷代“事神”在“尊礼”之前,西周时期“事神”在“尊礼”之后。但就文化损益来说,尊礼来源于敬神。礼的繁体字为“禮”。《说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揭示出礼与事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注意到《表记》中有关尊礼与事神关系的表述,殷周之际思想延续性转换的脉络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西周以来形成的礼仪制度保存在《周礼》和《仪礼》等典籍中。《周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时期某些基本的“典章制度”、“官政之法”。《仪礼》表现了“士”以上贵族社会的生活礼仪与交往形式。“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可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⑧西周时期,礼几乎容纳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实际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诉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当礼被延伸时,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⑨西周开疆拓土二百多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王道政治之所以安然无恙,维系其稳定的内在因素正是礼制的完备及其遵行。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