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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与中国哲学(1)

“中国哲学”的学科建构,自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1914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8年)、冯友兰的二卷本《中国哲学史》(1934年完成)完成至今,百余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不过,如果我们从传统学术内部来看待“中国哲学”的书写,可以发现,所谓“中国哲学”,除了佛教部分,主要内容便是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而先秦经传、汉唐经注都被无声地忽略了。也就是说,经学基本上不属于哲学的研究范围。然而,这并不是无意的忽略,而是“哲学”重新构造中国文化的结果。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必须分离孔子与五经的关系,将孔子从删削六经以立法的“素王”、“圣人”,转化为儒门的“先师”,才能对接西方的“哲学家”。而且,以西来之“哲学”学科与中土之“义理”之学相对接,在清代“汉宋之争”的背景下,以汉学专注训诂,宋学发明义理,“哲学”接续宋学,故研究先秦哲学,惟言诸子,两汉哲学,不及经传,汉魏六朝玄学,罕究经注,及至宋明理学,尽皆舍其经注义理。于是,“哲学”学科建构中,就几乎没有了经学的位置。这一状况是否合理,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一、历史上的孔子:儒家始祖与经学开创者
    传统上对孔子的认识,无论何种学派都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承认孔子删削六经,同时,孔子又是儒家学派的始祖。自刘歆作《七略》,“六艺”与“诸子”分立,荀勗作《中经簿》,“经部”与“子部”并置,孔子所删削,在六艺之科,经部之著;孔门所传学,在诸子之略,子部之书。故以孔子一人,学兼二部。
    然而经、子之分合,古今文略有不同。以古文家之见,经学有孔子以前之经学与以后之经学之分。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列“古代之六经”、“西周之六经”,而将经学之起源追溯至伏羲画八卦,则或在文字之前。而后孔子以六经教弟子,遂有“孔子定六经”之事,成孔子之后之六经。(刘师培,第2074、2075页)而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亦分“古之六经”与“孔子之六经”,云:“盖古之六艺,自经孔子修订,已为孔门之六艺矣。”(马宗霍,第9页)古文家以六经为王官学,诸子皆出王官,其中孔子传六经以教人,乃得开儒家学派。而今文家之说不同,今文家以孔子之前无经学,孔子创立经学。皮锡瑞《经学历史》云:“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之前,不得有经。”(皮锡瑞,第19页)孔子之前,六经只有材料的意义,而无经学的价值,自孔子手订,赋予大义,六经才成其为六经。自此观之,则儒家与经学,皆出孔子,是故自《史记》之后,正史之《儒林传》中之儒者,都是传经之师。及至宋代,理学家出,不尽传五经,于是《宋史》不得不别立《道学传》。
    而在晚清民初,古文经学发展到极致者为章太炎,其《原儒》列儒有三科,“是三科者,皆不见五经家”。(章太炎,2008年,第488页)“晚有古文家出,实事求是,征于文不征于献。诸在口说,虽游、夏犹黜之。斯盖史官支流,与儒家益绝矣。”(同上,第489-490页)也就是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史官之记载,与儒无关;而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初无与于经。由此,则经、儒断然二分。今文家发展而极者,为廖平、康有为,则以为战国诸子,多出孔门,自是而言之,经、儒不必二分。
    经、子分合,说有不同,而孔子删削六经,则无大异。因此,早期的“哲学史”写作,都重视六经中的“哲学”。陈黻宸作《中国哲学史》,从黄帝讲到武王,所用材料,多出五经。但此书写法,过于不“哲学”,故不为学界所重。而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史,谢氏论“哲学”云:
    哲学之名,旧籍所无,盖西土之成名,东邦之译语,而近日承学之士所沿用者也。虽然,道一而已,庄周论道术裂而后有方术,道术无所不统,方术则各明其一方,道术即哲学也,方术即科学也。(谢无量,第3页)
    哲学既为“方术”,则古代“道”之所寄者,六经、诸子为主,故谢氏又言哲学之范围曰:吾国古有六艺,后有九流,大抵皆哲学范围所摄。(同上,第4页)古有六艺,即孔子删削之前的六经。九流,即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谢无量在篇章安排上,先讲一章“六艺哲学”,再讲“儒家”的哲学。在“六艺哲学”中,谢氏逐一讨论了孔子之前作为“周官旧典”的六经之哲学,接下来的“儒家”一章,第一节为“孔子”,分三部分:(甲)孔子略传;(乙)孔子之述作;(丙)孔子之学说。其中,“孔子之述作”部分,讲孔子删定的六经的哲学,依据是六经,讲的是作为经学开创者的孔子。“孔子之学说”部分,则讲孔子的思想学说,依据是《论语》、《孝经》,讲的是作为儒家之始祖的孔子。谢无量的这种处理方式,因其对西方的“哲学”学科知之不深,故其分析“哲学”味不浓,而也正是因其未深知西方“哲学”学科,使他得以更多地立足于中国传统来看待“哲学史”的写作问题。
    接下来的第二部“中国哲学史”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时尚未有所谓“整理国故”运动,疑古风潮未起,胡适虽然完全以西方的“哲学”标准来看待中国典籍,但讲到孔子一章,他仍然辟一节专讲《易》,一节讲“正名主义”,取材主要是《春秋》。胡适虽然“素未从事经学”(章太炎,2011年,第422页),而且纯以西方眼光看中国哲学,使读者“有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三松堂全集》第2卷,第618页)他不能对六经中的义理进行哲学分析,但在当时仍沿袭学界之旧说,以经书来研究孔子。
    然而,无论是谢无量还是胡适,其哲学史写作虽然注意到研究孔子不能离开五经,但对经学注疏系统的哲学分析或义理分析,都非常不足。胡适的哲学史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基础,而真正成为哲学史写作范式的,则是冯友兰的二卷本《中国哲学史》。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