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文化理论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批判透视(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27 哲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不可否认詹氏在此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现代性”的意义中心与去中心、差异与同一的矛盾。但他研究现代性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这种似乎已过时的现代性—其资本主义统治性的实质，戳穿现代性的神话。因此，他为自己所批判的现代性赋予了确切的含义，从而在解构之后又重新确立了意义中心，这也可谓是“现代性”主体立场的体现吧。 因而，本着一切从现实出发、从事实出发的詹氏号召我们:“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工作，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努力。”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他通过自身的理论实践明确表明了:“现代性只有在其处身的历史境遇中才能够获得叙事形式”。 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詹氏基于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辩证法思想，一方面认同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的判断，肯定了二者之间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断言道:“如果我们以为利奥塔或任何人的后现代性是对过去的否定和全盘抹杀就错了”实际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一个延续体，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位移，是现代性调节、缓和自身矛盾的策略性选择，那么，相对而言，后现代性就是“一种在更为完整的现代化条件下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求大家不要忽略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对立甚至是可能断裂的这一层面，因为毕竟作为现代性中的自反性力量—后现代主义一直就是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意识形态，其自身的理论运思、逻辑推演、话语表述都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的，这也是他在其文中要求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这个假设的原因所在了。 (三) 前两节的论述和分析表明，要对詹氏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进行总体上的把握，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个绝对视域，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也就是说，在现实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一种狭隘的教条和理论体系，而变得无处不在了。但同时，作为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一的、静止不变的，它“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可见詹氏是将其看作为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南和解剖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论了。 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著名论述，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和研究一切社会文化问题，自然也包括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视角。事实上，细加分析. 不难察知詹氏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探究其实是完全建立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辩证运动上的。在此思想基础上，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于理解其理论框架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辩证法最重要的哲学功能就是它能够协调我们对之缺乏充分思考的历史的两副面孔或方面:即同时出现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在这种状态下，事物既可以改变又保持统一，既能够经受最令人吃惊的变化和扩张，同时仍构成一些基本和持续的结构的运转。〔吕〕他强调对文本的“否定性”解读与“肯定性”解读的辩证统一，人们不难发现，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以及其文化分期理论的形成都是在这一总体框架下完成的。 总的说来，他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与批判采用的是总体化的、综合的方式，而不是抽象化的、分析方式，是把这一问题放到整个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文本中来考察的，二者既有差异性，又有统一性;既有创新性，又有继承性。他从现代性的角度看后现代性，又从后现代性的角度反观现代性，既重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生性，也不忽视二者的对立性甚至断裂一面，同时把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并通过读解大量的哲学、文学、音乐、电影和建筑艺术“文本”来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看待这一问题的视野。需要说明的是，他在1998年出版的《布莱希特与方法》一书中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探究就已基本成熟了，正如国内的一位学者所论，他通过对布莱希特寻找矛盾、发现矛盾并“建构”矛盾这一戏剧方法的研究，“似乎从中找到了如何评价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如何以事后的眼光从后现代性回顾现代性，再由对现代性的反思反观后现代性的路径”。 综上所述，可见无论在詹氏的现代性理论还是其后现代性理论中，其理论本源依然是他坚守至今的马克思主义，其尊重历史逻辑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批判鲜明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其文化批判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故而，尽管詹氏关于现代性及后现代性论题的论断前后期不无变化之处，似乎其文化立场及批判指向也已开始发生转变—具体表现为他先解构了一般意义上人所共知的“现代性”，后又出乎意料地开始了某种意义上的“回归”(指的是他重拾“现代性”话语)，并相应地修正自己一直热衷的“后现代性”理论这一历史举动，他试图通过新的“现代性”理论去回应“后现代性”问题，这种追踪时代变化而作的再思考与其之前的理论难免有相矛盾处，可是由于他始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行文化批判，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双重视角人手研究，从而使得其前后期的文化理论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思想连贯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