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系统的论说结构(7)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4:10:10 儒家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程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22] 宋儒对工夫论，有更多的兴趣。《论语》是语录体，孔子以口语表达的言论中，本身就包含着不同的论说方式或者其萌芽状态，例如教《诗》《书》及述三代圣贤，就是讲述的表现。孔、孟对比，孟子在传述上师承孔子，而论辩上超越孔子，那么玄言上呢？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玄谈不是夫子的爱好，但我们可在工夫论方面看其端倪。徐复观认为工夫论“以自身为对象，尤其是以自身内在的精神为对象”，属于人性论： 人性论的工夫，可以说是人首先对自己生理作用加以批评、澄汰、摆脱；因而向生命的内层迫进，以发现、把握、扩充自己的生命根源、道德根源的，不用手去作的工作。以孔孟老庄为中心的人性论，这经过这一套工夫而建立起来的。“工夫”一词，虽至宋儒而始显；但孔子的“克己”、及一切“为仁之方”；孟子的“存心”、“养性”、“集义”、“养气”；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的由“堕枝体，黜聪明”，以至“坐忘”，皆是工夫的真实内容。[23] 其实，如果孔孟都有工夫论的话，两者的层次应该不一样。孔子更多的是强调一般道德修养的工夫，目的是让人们在言行上有辨别善恶的能力，遵守是非界线，成就君子人格。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述而》）但孟子将其提升一个级别，目标是效法圣贤人格。“虽千万人，吾往矣。”他的自信，口气上远超孔子。圣人比君子，精神境界要求更高，信念的宗教色彩更强。理学家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24] 追求成圣的这个趋向，至宋明儒家表现得更明朗化。不过，涉及的精神状态越内在、越独特，玄言的信息传递能力就越弱。 三、《大学》与《中庸》：两个纲领 不谈《大学》与《中庸》，汉儒也能说孔孟。只是纳入《大学》与《中庸》，孔孟的形象会大不一样。宋儒相信，《大学》为曾子思想，《中庸》为子思所作，孟子一脉相承，成就不坠之道统。然这种说法在现代遭到来自文献编年学方面的质疑，冯友兰就认为《大学》、《中庸》在《孟子》之后，即便在郭店文献出土，两者的产生年代又有被提前的可能性，也还是有人提出异议。[25] 由于孟子声称私淑孔子，所以我们把《学》《庸》《孟》暂视作各自对孔子思想的独立发挥。在本文的论旨中，谁影响谁不重要，关键是各自的论说方式，在“四书”系统中，构成什么样的结构关系。 只要粗略看一下，就看出原来隐身于《礼记》中的这两个文本，其论说的结构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一段提纲挈领的论述开头，随后是一长串伴随引自《诗》《书》或《论语》语录的发挥。后者自然是传述，在《论语》之后许多儒家作品采取的基本论说方式，但前者则较少见，我们把它称为宣喻体。先看这两个文本的开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宣喻体的特点是用大词，含义抽象但概括面广，句式节奏感强，有气势。让人有全局在胸，真理在手的信心。大学之道，三纲八目，清楚了然。三纲中明明德、亲民分别是己与人的问题，而至善是最高境界。八目则采取“欲……，先……”，及“做什么而后什么”两种句式反复运用，把各事项关系次序化，营造一种高度必然性的信念。从而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象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完成本末先后的程序安排。《中庸》也然，前三句共15个字，就是排出天、命、性、道、教五个大词的结构关系。随后短短几句，又把慎独、未发已发、中和等几个核心概念及其意义和盘托出。朱熹《中庸章句序》说“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论语》中那些宣喻式的短句，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类似它的原初形态。放宽观察的时段，只有后来韩愈《原道》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和张载《西铭》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文字风格有类似的效果。这种宣喻体，实际起一种宣道的作用，在不同价值争锋的时代，很有思想气势。[26] 无论《大学》还是《中庸》，在宣喻式的文字后，基本上是对经典的传述。《大学》引《诗》11次，引《书》如《康诰》《秦誓》等不同篇目8次，引“子曰”2次，其中1次见之《论语》，另外有不用“子曰”提示的暗引1次：“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引“曾子曰”1次。《中庸》引《诗》15次，而没有明显引《书》内容，引“子曰”21次，其中内容与《论语》相同或有明显线索联系者8次。另也出现“子路问强”这类涉及孔门弟子的传述。撇开具体内容不论，两书传述有重《书》与重孔子的明显差别。这应该表示，《中庸》成书于《论语》或其它孔子思想资料已经很流行的时代。再把《中庸》《孟子》对比，《孟子》字数44000多，而《中庸》是4400多字，两者篇幅相差10倍，但《孟子》引孔子也才23处，且其中仅8次内容与《论语》有关，也就是说引述篇幅与《中庸》相差无几。这是否意味着，《中庸》比《孟子》成书时间，是处在《论语》经典化程度更高的时代呢？[27] 问题值得推敲。但即使如此，《大学》重周、《中庸》重孔，依然与孔孟处于同一思想轨道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