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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与世臣——论何谓国学复兴?(5)


    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
    不过,有唐以前,释奠礼多是在辟雍或太学举行,地方鲜有行此礼的。其形式有天子视学释奠、太子通经释奠、立学释奠、春秋二仲释奠、学宫月朔释奠等。至唐代,释奠礼进一步充实、完善与普及。高祖武德二年,“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旧唐书·高祖本纪》)又,《令诸州举送明经诏》云:“六经茂典,百王仰则。四学崇教,千载垂范。……又释奠之礼,致敬先师。……仲春释奠,朕将亲览。”玄宗朝,孔子被嘉封为文宣王,各地亦开始兴建孔庙,逐渐形成了“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释奠礼由此进一步完善与普及,在《大唐开元礼》中规定,中央政府举行的释奠礼为中祀,地方政府举行的释奠礼为小祀,释奠礼之环节在《大唐开元礼》卷五十四《国子释奠于孔宣父》中亦有严格的规定:前三日是预备,参入人员需要斋戒、扫除释奠场所、陈设各种礼器及先圣、先师与诸弟子神位。享祭之日,享官服祭服,陪祭官服公服,学生服青衿服于天明前三刻入场。在各参入人员位次坐定以后,由相关人员实行祭奠礼仪。礼毕,祝版燔于斋所。
    文庙的释奠礼与西方宗教仪式不同。在西方,上帝是唯一的信奉对象与供奉神位。但在文庙中,孔子并不是唯一的供奉对象,尚有配享与从祀。如颜渊等孔子之贤弟子都作为配享而进入文庙之神位,但又不是孔子所有的弟子都有资格作为配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诏令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等二十二人从祀于文庙,明清以后,又逐渐加入了周濂溪、二程、朱子与象山等人。从配享与从祀来看,文庙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场所,因为其一,它不是唯一的神位,其二它的神位可以添加。故其文教的意味重于宗教膜拜、祈福求佑的意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弘扬儒家道统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就有资格从祀于文庙。与西方宗教相比,可谓为人间宗教。基于此种认知,闵明我、徐日升等特上书康熙皇帝加以辩明: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
    若不能传承道统,只求神祈福,则非释奠礼之所用。故礼毕以后,吾人当有“道问学”之为学工夫,亦当有“尊德性”之践行工夫。于此,方不枉为释奠。
    至宋代,因书院的繁兴,文庙与书院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庙学一体的教育体制,使得释奠礼愈加普及,从而成为民间之常祭,为书院生员的必修课与例行礼仪。如《嵩阳书院志·祀典》云:每春秋祭丁之次日,以少牢一祀先贤祠或县令亲祭,或委学博代祭。每春秋二仲朔日做古释菜之礼,用诸果品菜蔬十二器祀先圣。书院山长率肄业诸生行礼。
    释奠礼之目的,乃“举天下皆设学而教以先圣先贤之道者,盖欲天下之人,皆学为圣贤也”。(《伊洛书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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