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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正元对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现代转换及其意义(3)


    不过,与鲁迅不同的是,段正元对传统的道德思想源流有更客观全面的认识,在对道德思想进行正本清源的前提下有更积极的评价。在区分真假道德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统就是道德思想。为了更好地阐释中华文化,了解传统道德的真义,段正元认为应对中华传统道德作一番“弃假归真、去腐生新”的工作,以使真道德放大光辉。因此,他总结出了中华传统道德的十大优点:中华旧有道德是积极而非削极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文明而非腐败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权宜而非迂阔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平等而非阶级的;中华旧有道德是自由而非束缚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健全而非贫弱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极乐而非苦恼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普遍而非偏枯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圆满而非缺陷的;中华旧有道德是真实而非虚文的。这是站在中西文明比较的高度,结合世界历史发展来推陈出新的总结,其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华旧有道德乃世界最高无上之文化”。[⑥]
    他肯定中华传统道德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实现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是段正元一生宣讲儒家真义不倦的最终目的。面对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段正元将解决中国政治危机作为他讲学传道的最终目的。他以真贞良心审察当时社会,认为中国当时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人民痛苦已极”,不是兵甲不坚,治制不完,科学不备所致,而是中国人遗弃中国的正统道德思想,而“为他方贩来之凶恶思潮所迷惑所欺夺”,弄得“不可收拾”,并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来证明,认为“法律严密,兵力强盛,经济充裕,皆非治乱之具。”[⑦]他在民国六年立下的传道办道志愿十八则,就是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具体体现。其中第十四条、十五条、十八条,充分表现出段正元试图以儒学治平天下的愿望。其十四条:爱身、爱家、爱国、爱天下、爱人、爱物、爱众、亲仁。其十五条:实行人道本元,相亲、相爱、相扶持,以天下为家乐。其十八条:人能弘道,使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个个安居乐业,人人享真贞道德自由平等幸福。他坚信:“大同世界必以中国固有道德文化善推行之方能达到”“试看将来大道一开,平天下不以武力,不以强权,不以经济压制,专在实行道德。”只有“中外皆实行道德,无种族,无国界,无教派,无竞争,相亲相爱,以道德为主,国家有真主,天下太平矣。”[⑧]这便是实现人类大同的必由之路。
    如何以中华传统道德推行世界,实现人类大同? 段正元认为应从以下三事实施,方能奏效。其一,综核名实。即“发一令,必谋一令之效。没一官,必举一官之实。用一人,必尽一人之才。作一事,必如一事之分。全国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文武上下,各尽其职。自然无事不办,无政不行,无国不治。”[⑨]
    其二,表彰先圣。他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乃上古圣人的创造,古之圣人,是中国文化之本根,民族之宗祖。“欲水木之绵长,必须培植本源,以畅其生发。欲民族之兴起,必须表彰先圣,此必然之理也。”[⑩]因此,他极力反对近代以来国人否定传统文化、打倒孔孟,数典忘祖的作法。
    其三,尊重师道。他指出,国家道德风化之盛衰关键在于教育之兴替,而教育之兴替则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师道。段夫之对师的要求很高,要有真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真智能(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师严而后道尊”,“师道立而善人多”,这样方能长治久安。[11]在《道德和平》一文中,还列了一节“教育根本首在尊师重道”,“欲世界大同,要先立师道”,把尊师重道提高到世界治乱的高度,“世界之治乱表面关于国家之政治法律,里面实关于师儒之学说。”[12]段正元对师道的议论是对儒家师儒之说的发挥,更具有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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