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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与世臣——论何谓国学复兴?(1)


    一
    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以此来况喻当下之国学问题,颇为谛当。
    最近几年来,一些大学相继成立国学院,民间读经或讲经活动也非常活跃,国学或儒学研讨会此伏彼起,专业而严谨的国学刊物亦如雨后春笋。由此,国学复兴之说甚嚣尘上,以为假以时日,即可坐享其成了。但是,问题是这么简单吗?如果只是成立几个机构,讲几次经典,开些许会议或出几本刊物,就算是国学复兴,则国学复兴诚不是难事,指日可待。但笔者要说的是:如果不能把儒学(这里暂且认为儒学与国学同义,根据需要,随时用国学或儒学)之基本理念与价值期待体之于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态度、行为风尚或价值评判,哪怕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读经乃至研究儒学,而且还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也不能算是国学复兴。其实,国学之所以式微,固然原因多端,也与社会上有大批的儒学研究者不无关系。他们据有高位,掌握资源,尽管着有充塞楹橱的高头讲章,但自身并不具备儒学之精神,亦无儒学之信念。他们之研究儒学,只是职位上的工作需要,至多只是一种个人兴趣与爱好,决无使命感,更无担当精神。康德曾说,如果哲学只是学院式的追求知识圆满的个人人工织造系统,而不能体之于人格里,践行于生活中,则真正的哲学永远不能出现。同样,如果儒学只是学院式的知识存在,无论是以讲论的方式,还是以著述的方式,都不意味着国学的复兴。不惟此也,甚至可说是衰世之浊流。因为这种知识样态的儒学,不仅于世无补,甚或有害。何也?毕竟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若把这些资源转而之他,或可利国利民。这样看来,都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但若不能在人格践行中有所担当,只是以写文章为职业,既而谋取个人之利禄,只可谓社会之蛀虫,岂可美其名曰啊和会之良知。这样的国学——诚如钱宾四先生所言——“内部未能激发个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针对时代之真问题”。儒学至此而谓之复兴,其据焉在?故现在的国学,尚不得谓之为乔木,更无论世臣矣,焉得曰复兴?
    “国学”一词始于清末,是西方知识之学输入后,中国学人对中国传统学术之统称,当然,以儒学为主体,此不待言。但这种称呼亦是以西方知识之学格义后的产物,其结果是——依蒋庆先生之所言——“‘国学’在近代的中国徒有反抗‘西学’之名而无解释‘中学’之实,然后竟然与西方研究中国的‘汉学’趋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之事”。由此,蒋先生进一步云:“哪一天‘国学’之名在中国消失,哪一天就是中国学术的回归与解放。”“国学”的消失,意味着我们并不需要国“学”,而是需要儒家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与价值评判。如果没有这些生活中的表现,怎么能算是国学的复兴呢?庄子曰:“学而不能行谓之病。”现在的国学,正是一种病态。梁漱溟先生云:“文化是什麽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可见,国学的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生活样态的重现,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形式的所谓复兴皆为虚妄。这里拟从三个层面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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