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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与世臣——论何谓国学复兴?(6)


    正因为文庙与释奠礼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文教与民风,所以,地方长官到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兴办县学,修缮文庙以及恢复释奠礼。据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载,儒师薛伯高知道州,即以牲币祭于先圣文宣王之庙,但见“堂庭庳陋,椽栋毁坠”,于是“公蹙然不宁”。是碑其后云: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丰衍端夷,水环以流,有类宫之制。……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懐和,更来门下,咸愿服儒衣冠,由公训程。公摄衣登席,亲释经旨,丕谕本统。父庆其子,长励其幼。化用兴行,人无争讼。
    正因为薛伯高重修了文庙,恢复了礼仪教化,民风才由是而纯美。同样,大历九年,王纲知昆山县,见文庙堂宇大坏,未遑修缮,释奠以后,退而叹曰:“夫化民成俗,以学为本。是而不崇,何政之为?”由是决心修复。既成,“于是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梁肃:《昆山县学记》)
    现代的教室虽设备齐全而先进,但只是一个便利于上课的场所,完全失却了庙学合一的功能。即便是儒学,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完全变成了一种知识学。宋儒吕与叔尝曰:古者宪老而不乞言,宪者,仪刑其徳而已,无所事于问也。其次,则有问有答,问答之间,然犹不愤,则不启;不悱,则不发。又其次,则有讲有听,讲者不待问也,听者不致问也。学至于有讲有听,则师益勤,而道益轻,学者之功益不进矣。又其次,则有讲而未必听,学至于有讲而未必听,则无听可矣。(《性理大全书》卷五十二)
    我们现在的儒学教育,至多是在第三个层次,甚至是第四个层次。是此而云复兴,不亦谬乎?!
    现在,全国尚存的文庙为数不少,但或辟为商业旅游,或征用为办公场所,或废弃为仓库储物。这真是对圣人的不敬与道统的蔑视。国学的复兴,当先恢复文庙的些许功能。
    四
    第三个是政治的层面。儒学本身就是王者之学,其究竟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儒学一定要透至政治层面,这个层面落空,谈儒学复兴俱是笑话。
    首先,政治必须得到儒学合法性的支持,不然政治即为非法。现代社会,民主政治深得人心,因为它反映了民意。实际上,民主政治卑之不甚高,不过是清点票箱的数量精神,至于投票后面的动机则不必问。这样,民主政治在实践过程中其实不过是个人追求幸福的物质主义原则。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说到底——就建基于此。但是,把政治建基在这种个人主义的利益原则之上是非常危险的。卡西尔说:在政治中,我们尚未发现牢固可靠的根据。这里似乎没有任何明白地建立起来的宇宙秩序;我们总是面临着突然再次回到旧的混乱状态的威胁。我们正在建造雄伟壮丽的大厦,但我们尚未能把它们的基础确定下来。(《国家的神话》)
    这样,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异的吊诡,一方面,政府的更迭极端的有序,而另一方面,下层社会又极端的无序与混乱。这正如牟宗三所言:“一方外在地极端技巧与文明,一方内在地又极端虚无与野蛮。”现代社会物质丰裕、时间闲暇,但并未给人带来真正的人生享受,反倒是无处不在的杀人、自杀、酗酒、吸毒。现代文化与艺术,依然不能给人提供一条自我救赎之路。丹尼尔•贝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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