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之道》与早期儒家的社会理念（3）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10:10:58 儒家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二) 再说“爱亲尊贤”之策。它能够反映上古社会组织的具体构成和机制，因而更值得重视。 《唐虞之道》曰：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让。孝之方，爱天下之民。 让之囗，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让，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 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 相近的思想见于《礼记•哀公问》中孔子论“古之为政”的一段话：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 大。……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正之本与! 亲和贤是当时社会上分属两个不同角色序列的人物。亲，指血缘上相关的人物，作为自然人 ，表现为家族内部的父母弟兄等。贤，指有才能的人(《说文》：贤，多才也)。尊 贤由尊尊演变而来。尊为祭祀用酒具，祭祀时由族中年长者所执，血缘关系较父母近亲为疏 远，对他的敬重，是出于“义”。亲亲(“ 爱人”)是自然情感，故应作为氏族政治的基础 。尊贤则是从“爱人”出发的理智考量——须选择“德行道艺逾人者”负责公共事务，为社 会提供公共产品才能把爱落到实处。“道”由“情”生，表现了人类进入文明门槛之初自然 与人文两种关系的内在连接。 尧舜等古圣先贤爱亲而尊贤，显然是成功者，“六帝 兴于古”可证。而《唐虞之道》的作者指出，六帝之兴“咸由此”，则表现了某种制度经济 学家似的深刻洞见。 《唐虞之道》将孝与让对应于亲亲与尊贤，同样十分深刻，实际启示了儒家礼乐制度和仁义 思想的发生线索。我们知道，“夏商以前所谓诸侯，皆邃古自然发生之部落”。自然发生者 ，适应环境自愿选择之谓也。人的需要，古今相同：生存和发展。生存方面主要有防 范异族侵略，保证生存安全；发展方面则是维持内部资源有效配置，提高生产能力。《史记 》称尧为考验舜，曾使舜 居河滨， “一年而所居成聚，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聚、邑、都均为社区单位。《周礼• 地官司徒》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 这里为称颂舜之“所存者神”，不免有些夸张。但聚落内部的秩序跟部落间之组织形式(部 落会议)相近而呈现出公共性质应可推定。马克思《摩尔根 〈古代社会〉一书搞要》第176页写道： “氏族制度本质上是民主的。氏族、胞族、部落均是自治组织。当若干部落合并为一个民族 ， 其所产生的共同管理机构必和该民族的各组成部分的原则相协调。”人民出版社，1965年。 《周礼•地官司徒》载有“聚民”、“养民”和“安民”的诸种举措。 聚落内部权力/规则系统呈公共性质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规模与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然 是更为基本的因素。但作为普遍前提，本文不拟特别讨论)。关于规模，日本学者宫崎市定 的这段文字可以提供一个轮廓： 上古时代被称作万国或一千八百国的无数个邑，到了汉代根据其大小被分为三级。上者为县 ，中者为乡、聚，下者为亭。从本质上说，县、乡、亭三者几乎是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聚落 。……一亭的户数一般是二百至五百户，尤其以三、五百户的例子最多。参《日本学 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中华书局，1993年。 在山西襄汾陶寺型发掘的陶唐文化遗存，占地约3平方公里(长2公里，宽15公里)，与宫崎 市定的发现可印证。 这样的规模是由其结构方式决定的。“中国古代国家是以家族和宗族为内涵的，是一种家族 城邦。每一国家都是由 一个或几个宗族构成的。作为国家的象征，一曰宗庙，二曰社稷。国人即邦人，不仅仅是居 于国中人，而且是属于族邦之人”。参《华夏文明》第三集“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 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这使得聚落或城邦内部的人际关系具有紧密性 、长期性特点。紧密性主要指基于血缘关系 的强烈情感色彩；长期性则指个体的社会化以及生老病死均在族群内部完成。这二者决定 了个体与个体间、个体与群体间利益关系的高度一致。当时的生存竞争是以族群而非个体为 单位，“氏族的全部力量，全部生活能力， 决定于它的成员的数目”。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第58页，三联书店，1965年。 竞争的目标则是“惟竞存其族”。参《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 族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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