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关系的共和意义（1）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4:10:16 儒家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1. 阅读《通鉴》的道学心志：从《春秋》和《史记》而来 太史公《报任安书》尝自叙作《史记》之心志，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两句话表达了后世史家对《春秋》这部亦经亦史的独特经典传统的继承，后一句话则表现了时代赋予史家的局限。作为六经中最后形成的一部经典，而且是独特地可以被称为夫子笔削而“作”的经典，《春秋》承载了大道之行的最后消息。《春秋》之后，原初整全的经史传统分裂为经和史两条各有文质偏胜的道路。司马光参与其中的宋代士大夫党争，亦可置于这一深层背景中得到理解。而今天，当我们处身于一个文史材料和天道担当更加严重脱节的时代，道学导论的必要任务之一便尤其在于重新学习：对于经来说，先王之道的历史和现状如何构成了经的前提；而对于史来说，经所承载的先王之道又如何规定了历史书写的心志。 《春秋公羊传》的结尾曾如此道说夫子作春秋之志：“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先王之道，时代之忧，后世之望，交织成通古今之变的心志，规定了《春秋》这部亦经亦史的经典每一个字的笔削书写。这里表现的是古往今来的人事维度，“通古今之变”的维度，“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维度。如果说这是一个横向的维度，那么它的发生却是在一个纵向的维度之中展开：即天地之间的维度，“究天人之际”的维度，“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的维度。[2]在这段传文的解诂中，何邵公回复到《春秋》经传的开头，重新谈到《春秋》何以为春秋的天道，把天人贯彻的维度交织进古今相通的维度：“尧舜当古历象日月星辰，百兽率舞，凤凰来仪，《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时具然后为年，以敬授民时，崇德致麟，乃得称太平，道同者相称，德和者相友，故曰乐道尧舜之道。” 究天人之际的维度在《太史公自序》对《春秋》之志的追溯中并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它只是隐藏在《自序》对《易》和《春秋》的相提并论之中，以及更本质地，深藏在整部《史记》的人事叙述之中。后来，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那里，“臣光曰”对太玄易家扬雄的反复征引，也隐含地表达着史家的天道关怀。人事的叙述自是史家本职，天道关怀的隐含不彰则表现了古代良史的慎思节制。但是，当这种微妙的节制在现代实证史学、材料史学中堕落为排斥思想和毫无担当，叙述人事的史家本职也履行得不好了。 而在《公羊春秋》的经传注疏中，古今人事的编年叙述之所以富有微言大义，一直就离不开那个隐而不彰的天道维度。这一点在《春秋经》的开头“元年春，王正月”的书法中开宗明义地展示出来，构成了全部《春秋》人事之为春秋天时的基础，犹如在《礼运》那里，“坤乾之义，夏时之等”构成了小康礼运的天地[3]，又如在“颜渊问为邦”中，“行夏之时”的天道、“乘殷之辂”的地道，构成了人文上“服周之冕”的宏大背景。[4] 《公羊传》如此解释这一书法的微言大义：“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元年春自然是人事发生的时间，但是人事发生的时间，其所从来的大原却是天时之命。因此，只有在元年春之下的人王定正月、布政教，才有来自天道的合法性。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个意思（参《天人三策》）。所以，君之始年不称一年而称元年，且即位必待逾年春正月，都含有人间政道之始必出于天道之始的意思。在何邵公的解诂里，“元年春，王正月”形成了一个逐层上系的序列：万物系于正月而得其正治（政者正也），始布政教；正月系于王而得往归（天下往归曰王）一统，又有二月系于王、三月系于王而得通三统；王系于春，春系于元，则是系人事之始于天地之始；至于起首一个“元”字，则“上无所系”，以其“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的道化之力而翕辟着人间世事分合聚散、文质相复的时间-空间。 在《春秋》经传中，天人之际与古今之间这两个维度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只要说到其中一个维度，必定同时交织着另一个维度。《春秋》之所以亦经亦史，可能就维系在这两个维度的相互交织上。后来横渠先生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从经学或道学的一面出发，再一次对这两个维度的交织做出的明确表述。它和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起，构成了经史两面传统对于《春秋》之志的继承。而在横渠先生的时代，从史学一面继承《春秋》之志的，莫过于《资治通鉴》的编写了。后来朱子作《通鉴纲目》，以及后继者又作《通鉴纲目书法》、《发明》等等，又是从经学一面出发继承春秋之志，对《通鉴》进行微言大义的改写和发明。所以，《资治通鉴》这个书名中的“通”字，不只是通常所谓与“断代史”相对的“通史”之通，而且尤其是经史之通的通，大道之通的通，古今之通的通。《资治通鉴序》起手就上溯《诗》《书》《春秋》，以为“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显然也是站在经史之通、大道之通、古今之通的高度上为这本书立意。后来在章学诚《文史通义》的“释通”篇里，《资治通鉴》被置于《白虎通义》、《风俗通义》以来求通之学的脉络中，作为《易》所谓“通天下之志”的一种努力来理解，也是从天人之际和古今之通的意义上来解说《通鉴》何以谓之“通”的深意。也正是在这个多维度的“通”之深意上，《资治通鉴》的阅读可以成为而且必须成为道学导论工作的一条导入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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