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新证（3）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4:10:33 儒家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从上所述可知，平等之所以没有进入古典政治学的论域，乃在于：现代政治学因重视松散个体的自然权利，故强调平等，而古典政治学却重视德性的涵养与精神的高贵，盲顾人的自然权利，因而平等未能进入政治的视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的政治学皆具有“教”的意义，可谓是某种程度的“政教合一”，即政治不只是纯粹俗世事务的安排与管理，更执行教化百姓的功能，使得整个社会时刻流衍着一种德性力量与高贵精神。政治必含教化，不只是机械的决策程序与清点票箱，古典政治学的“质量精神”正体现在此。政治的这种“质量精神”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精神。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些都是明证。一般以为儒家是泛道德主义的政治而加以贬视，实则是融教化于政治的“质量精神”，这里自有高远的政治理想，非现代社会纯“数量精神”的政治形态可比拟者。 基于对高贵精神的颂扬，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对于奴隶或手工业者表现出了蔑视，此虽可理解，但胸襟毕竟不博大。然而，这种情形至中世纪以后即有所改变，基督教信仰从而肯定了人的绝对尊严，正如黑格尔所言： 在欧洲中古时代的封建政治下，各个人也是为某种特定的生活所束缚，但是在任何人都还有一个“高等的存在”，它超越了世俗最高的权威，而参入圣域也是任何人都皆有份的。这是极大的区别，这里宗教对于一切人据有同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工人的儿子虽然常常是工人，农民的儿子虽然常常是农民，自由的选择虽然常常为各种限制的环境所限制，宗教的因素却对于人人结着同样的关系，宗教赋予人人以一种绝对价值。……在这一点上，高等阶级和低等阶级是平等；而且人人在宗教中光明自己时，法律上的平等即可获得。[11]152 这里有二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平等”皆是“质”的而不是“量”，即肯定人的人格与尊严的精神性平等，亦即是，人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必定平等。这个意义上的平等，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是肯认与重视的。但须知，此种精神性平等是指人人皆可荣登圣域之可能，决不是以实在论为基底的事务主义或现象主义的平等。这意味着，这种精神性的平等性并不应该泯灭人之现实上的差别性与不平等。既如此，则必须有相应的礼仪制度来确保正常的秩序，尽量使僭越与不服从的情况少发生。正因为这样，梁漱溟才说有两个等差是不能少的，“一种是看重理性、尊贤尚智而来的等差；一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12]296熊十力进一步说：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中心思想。卑而下者以安分守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无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独立。……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而今人迷妄，不解平等真义，顾乃以灭理犯分为平等，人道于是乎大苦矣。[13]283-284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作一番总结，中西方的古典精神，均没有过多地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反而是强调了人的顺从性，这决不是一种专制或奴性的鼓吹，而是一种高超的精神祈向，欲把人往圣域上提。然而，精神上的涵养与升进总是很艰难的，孔子的学生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论语•雍也》）孟子的弟子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尽心上》）于是，总有专制与不自由之感，但这是人病非法病，万不可以“法”之专制来掩饰人之堕退，则其失大矣。现代人以实在论为基底，隔绝了上一层的精神，把人向下拉到了同一平面，形成没有任何限制的平等，正是现代社会精神线下移的根本表征。 三、自由的真实含义何为？ 在古典“质量精神”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自由问题。如果自由只是现实脉络中的选择，则其基底是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那麽其位阶不应该没有争辩地高于“三纲五常”，哪怕“三纲五常”也是基于现实而来的制度选择，因为二者是同一平面的东西。可见，要证成自由之无可争辩的高端位阶，决不在于其为现实脉络中的选择，而是要证明自由来自于一个更高的实体。基于此，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康德的相关思想。 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麽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它对于我们认识自由很有帮助，这种思想一直为德国古典哲学所继承。他说：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14]22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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