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历史的玩偶化（5）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4:10:50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佚名 参加讨论
近代以后，国人渐渐把秦汉以后的文化政策视作文化专制主义。而在先秦，墨家因反儒而起，与儒家最为对立，秦汉以后一直受到贬抑。是故，张扬墨学，就有否定儒学独尊的功效，就是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抗与瓦解。于是，梁启超不仅表彰墨家，还表彰法家、道家等，并借此进一步打破文化专制主义。同时，梁启超还直接批评儒术独尊、表彰百家争鸣。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儒学统一时代”中贬抑儒学之一统，“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术界之一缺点也”，故战国后政治统一，学术也统一，“巍然独存者，惟一儒术。而学术思想进步之迹，亦自兹凝滞矣。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皆起于秦汉之交……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他还在宏观层面表彰百家争鸣，其言曰：“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23]梁启超为何贬抑儒学而表彰诸子？因为百家争鸣表现了中国所缺的自由、平等观念，而儒家一统，恰恰扼制了此类观念。很显然，儒家向着今人不喜欢的价值目标演进，故受到贬抑；而百家争鸣向着今人所喜欢的价值目标演进，故受到褒扬。吕思勉认为，梁启超是表彰诸子，贬抑汉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始作俑者，并批评了梁启超。他说：“自梁任公以周、秦之际，为中国学术最盛之时；谓汉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实为衰机所由肇；又谓历代帝王尊崇儒术，乃以儒家有尊君之义，用以便其专制之私。而世之论者，多袭其说，实则不衷情实之谈也。儒术之兴，乃事势所必至，汉武特适逢其会耳。”[24]从梁启超开始，今人对百家争鸣的评价发生整体转向，大力表彰，这个转向与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 除了梁启超，许多学者也在新观念的支持下开始重估诸子。严复借助道家传播进化论、自由、平等、民主观念。刘师培研究诸子的范围比较广，并以西方思想阐释诸子。章太炎也极其推崇诸子，他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位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25]这就无异于说诸子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章太炎推崇诸子，以至于自视为诸子之木铎，“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经史小学传者有人……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矣。”[26]另一方面，他又贬抑儒学，认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乃至儒家自视为至高境界之中庸，也被他贬斥为乡愿甚至国愿，“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是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要言之，“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27] 这个时期，国粹派人物（如邓实等）虽然强调保持国学，但他们所言的国学，已经主要不是秦汉以后的儒学，而是诸子百家。1905年，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也大力表彰百家争鸣而贬抑儒家一统，“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亚洲古学复兴，非其时邪。考吾国当周秦之际，实为学术极盛之时代，百家诸子，争以其术自鸣……皆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可与西土哲儒并驾齐驱者也”，而“学之衰也，自汉武帝之罢黜百家乎。夫汉武用董仲舒之言，尊儒术而表彰六经，则亦已矣。”[28]在当时情境下，为了复兴古学，国粹派人物也不惜颠覆古学之主流，而泛起古学之流裔，竟为何故？因为时人已经形成这种观念：儒学独尊，乃汉以后中国唱衰之肇端，而百家争鸣本可以使中国发展得更好。在这种观念下，儒学独尊与百家争鸣，何者更符合今人的价值标准，黑白分明。 到了五四时期，在新价值观念下对诸子学的研究更趋活跃，代表者如胡适。胡适也是价值先行。在《先秦名学史》中，他首先认为逻辑方法很重要，而“儒学已长久失去它的生命力”，“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与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29]逻辑方法是胡适所推崇的价值，所以，他就用逻辑方法来研究古典，对那些看似与逻辑相近的学术（如墨家），则予以表彰，反之则予以贬抑。 胡适不但从思想上张扬诸子，还在出身上把诸子与正统学说划清界限，提出了诸子不出王官论（1917年）。“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为，即令此说而信，亦不足证诸子出于王官。盖古代之王官定无学术可言。”“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子之学不但决不能出于王官，果使能与王官并世，亦定不为所容，而必为所焚烧坑杀耳。”“王官之废绝，保氏之失守，先秦学术之大幸也。”[30]胡适撰写《诸子不出王官论》，有“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和提倡学术民主的动机。这种扬诸子而贬儒家的态度，也表现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在该书中，胡适对孔孟着墨并不多，对墨子、荀子、老子、庄子论述则较详，并予以较高评价。 此后，另有一本著作对百家争鸣的评论值得重视，此即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31]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并对子学时代多有褒扬。 概言之，甲午战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百家争鸣的评价完全翻转。对百家争鸣的褒扬，后来进一步受到强化。 (责任编辑：admin) |